刺史——民国报业巨子史量才殒命始末【2】

　　 蒋介石曾有意拉拢史量才。图为1931年南京召开各界领袖会合影，史量才居于正中，蒋介石在其左侧。

　　▲《申报》报馆大楼。

　　▲《申报》的销售网点遍布全国。

　　这三篇评论正对“剿匪”而发，题目是《剿匪与造匪》：“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以对外而以之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独对于国内铤而走险之人民，则竟动员大军，大张挞伐。此诚吾人所不解者也。”

　　蒋介石在朱家骅的报告上，用红笔做了六个字批示：“申报禁止邮递。”

　　《申报》在上海租界中办报，而市场却在全国。这一下，除了租界的一方小天地，凡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发行都被掐断了。发行是报纸的生命线，这显然是要断了《申报》的活路。

　　弄清报纸被禁邮的来龙去脉后，史量才赶紧托政界朋友疏通关系。

　　《申报》毕竟影响巨大，蒋介石一时也不能将其封杀，他提出了《申报》恢复发行的三个条件：撤换总编辑陈彬龢，知名民主人士、左派知识分子黄炎培和陶行知离开《申报》，国民党中宣部派员进驻《申报》指导办报。

　　史量才胳膊拧不过大腿，对前两条答应了下来，但第三条则触及了他的底线。他给南京政界的朋友发去电报，强硬表示：《申报》是私营报纸，从未拿过政府津贴，倘若一定派员指导，宁可停刊。

　　从7月16日到8月21日，《申报》共被停邮35天，损失不言而喻。蒋介石觉得教训史量才的目的达到了，也退让了一步，不再坚持派员进驻。《申报》的发行终于得以恢复。

　　百万读者与百万兵

　　按照与蒋介石达成的恢复邮递的条件，《申报》时任总编辑陈彬龢、总管理处设计部主任黄炎培、顾问陶行知都辞职离任。但《申报》仍在史量才支持之下，风格一如既往。非但如此，自1932年12月起，史量才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年仅28岁的黎烈文，改革《申报》历史悠久的副刊《自由谈》。

　　正是经黎烈文的锐意革新，《自由谈》从茶余饭后的消遣谈资，转变为进步舆论阵地。

　　《自由谈》改版之初就刊登了一篇《编辑室启事》说：“编者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生疏的缘故，错过‘奇文共赏’的机会！”

　　“何家干”和“玄”两位先生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确实生疏，他们更被人们熟知的名字是鲁迅和茅盾。

　　鲁迅撰写的杂文成为《自由谈》的一面旗帜。这些文章，后来被鲁迅编入《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文集。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章，“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出于时事的刺戟”，而“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

　　茅盾曾在《多事而活跃的岁月》中写道：“延续了两年的《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当大书一笔，在革命文学的发展中，起着冲锋陷阵的作用。”

　　《自由谈》刊发了大量针砭时弊的评论、杂文，超出了国民党所能容忍的尺度。国民党当局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这是他的回答。

　　但是迫于压力，黎烈文还是在主持了《自由谈》一年多后辞去了主编之职。

　　《申报》刊载大量抨击蒋介石政权的言论，历来被视作史量才被暗杀的原因。但客观地说，这些言论的确令当局震怒，但还不至于成为对史量才痛下杀手的主因。坊间流传史量才“因言获罪”的直接原因，是他以百万读者抗衡蒋介石百万兵。

　　根据徐铸成在《报海旧闻》里的记载，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劝他不要与政府作对，并威胁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针锋相对地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

　　关于这个传说更可靠的版本，是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中的回忆：“1932年有一天，蒋召史和我去南京，谈话甚洽，临别，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是了。蒋立变色。”

　　史量才研究会副会长、史的内侄孙女庞荣棣认为，从当时的情境看，应该是黄炎培的回忆更接近现实。史量才以读者和军队相对比，并不是对蒋介石恐吓的回击。但是史量才言下之意也很明白，他不会接受执掌最高权力的蒋介石的控制，“笔杆子”和“枪杆子”一样有威力。

　　手握中国四大报纸、负一国舆论重望的史量才，没有理由不自信，这份自信犯了大忌。

　　蒋介石脸色立变。一个小小报馆经理，与他平起平坐谈“合作”，无异于仗民心舆论向威权发出挑战。

　　杀机陡生。

　　史量才也的确不是一个单纯的著名报人了。“九一八”事变以后，史量才以上海头面人物的身份积极介入各种重大的社会事务。“一二八”事变中，他被推举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黄炎培就曾说过，那时的史量才就“已招蒋的忌心”。

　　更让史量才成为蒋介石眼中钉的，是他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密切关系。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宋庆龄、杨杏佛、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公开斗争。史量才并没有加入这个组织，却是其热情的支持者。他甚至以记者的身份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举行的发布会，号召新闻界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肩战斗。

　　蒋介石终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方法血腥暴力。1933年6月18日，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租界被国民党复兴社特务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只存在了半年多就终止了活动。

　　杨杏佛被刺一案疑点重重，《申报》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矛头直指蒋介石，暗示杨杏佛遇刺就是政府所为。

　　史量才的种种“批逆鳞”言行不断叠加，终于让蒋介石忍无可忍，起了杀心。

　　蓝衣社杀手

　　刺杀史量才是否出自蒋介石的直接命令，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暗杀是上不得台面的卑劣手段，料想蒋介石真的有这个命令，也不会留下什么字面档案。

　　沈醉的回忆，是指称蒋介石为刺杀史量才幕后元凶的最主要依据。

　　沈醉算得上最了解军统黑幕的“元老”。他18岁加入复兴社特务处，28岁任军统总务处处长，是军统最年轻的少将，在军统中以“年纪轻、资格老”著称，是军统头子戴笠深为器重的“四大金刚”（亦说“四大杀手”）之一。

　　在《我所知道的戴笠》、《戴笠其人》等回忆文章、著作中，沈醉都留下了史量才被杀案的详细记录。据其记载，他之所以对此知之甚详，是因为他当时正在上海华东区担任区交通组长，是刺杀杨杏佛和史量才两案的间接参与者。抗战期间，军统大规模举办特务训练班时，沈醉是“行动术”（专搞逮捕、暗杀、绑架、破坏等活动）基本教官，这两件血案均被列为教材。

　　据沈醉回忆，1934年夏秋间，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奉蒋介石的命令暗杀史量才，先是准备在上海租界内动手，曾一度在《申报》馆和史公馆附近找过房子。因为负责刺杀的人员迟迟找不到适合下手的地点，戴笠还亲自到上海布置。

　　戴笠到上海后，却改了主意。

　　《申报》馆和史公馆都在上海租界中。一年前，复兴社特务就是在租界中暗杀了杨杏佛。那是第一次在上海租界进行暗杀活动，虽然成功，却有一个杀手被迅速赶到的租界工部局巡捕抓获。一同行动的杀手不得不向其开枪灭口。被捕的杀手伤重不治，这才没有败露复兴社的恶行。在租界中刺杀史量才，难保杀手被捕的情形不会重演。

　　负责跟踪、监视的特务结识了史量才的司机，从其口中打探到史量才要去杭州的寓所秋水山庄逗留一段时间。于是，戴笠决定把刺杀地点安排在杭州，并派出了赵理君为首的六人行动小组。

　　赵理君是与沈醉并称的“四大金刚”之一，当时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四大金刚”之中，赵理君最为凶狠残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徒。除了杨杏佛、史量才，唐绍仪也是死于其手。那是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元老唐绍仪留在上海。日本间谍组织有意拉拢，唐绍仪不置可否。军统侦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刺杀唐绍仪。赵理君亲身行动，用斧头劈死了唐绍仪。

　　刺杀史量才的杭州之行，赵理君带领的五个人中，有三个是和他一起刺杀杨杏佛的得力杀手。他们已经获知史量才的汽车有防弹功能，为此专门准备了穿透力强的特制驳壳枪和子弹。

　　赵理君等人原来打算在史量才的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但杭州市内发生这样重大的暗杀事件，杭州市警察局无法对公众交待，很可能也受到怀疑。

　　于是，赵理君等人把视线转到了杭州城外。他们在秋水山庄周围守了将近一个月，终于从司机口中打探到，史量才将于11月13日由杭州返回上海。

　　赵理君先去察看地形，将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距翁家埠约四华里的地方选定为伏击点。他们把那辆敞篷别克开到伏击点，装作汽车抛锚，把车身横在路上。接下来，就是等着史量才那辆绿色防弹汽车沿着沪杭公路驶来。

　　史量才特意购置的防弹汽车，最终没能让他躲过杀手特制的子弹。

　　刺杀完成后，军统特务迅速驾车逃离现场。途中，他们卸下“京字72号”汽车牌照，换上一个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一路向南京飞驰而去。

　　枪声停止约半小时后，侥幸逃脱的史咏赓带着一些人返回出事地点，史量才已经气绝身亡，血流一地。

　　当天，史咏赓从附近的笕桥航校借了一辆卡车，将父亲史量才、司机黄锦才和同学邓祖询的尸体运回了杭州，随后向《申报》馆报告了噩耗。

　　第二天，《申报》发布了史量才遇害的消息，举国震惊。

　　杭州市警察局直接负责案件的侦破。可想而知，他们能有什么进展？

　　那个被凶手丢弃的“京字72号”车牌，不知为何出现在西湖苏堤。杭州市警察局例行公事地向南京警察局查询，得到的结果是，“京字72号”车牌是盐业银行私车所有，案发时该车未离开南京城。苏堤所发现之车牌系伪造。线索就此中断。

　　时任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受蒋介石电令“限期破案”，不明就里的他不断给杭州市警察局施压。赵龙文也很配合地做出全力追查的样子，并开出了万元悬赏。

　　据沈醉回忆，刺杀史量才的特务领到了一笔5000元的犒赏费，听说杭州市警察局的悬赏额，还互相开玩笑说：“要是自己破了自己的案，倒可以多得5000元呢。”

　　国格、报格、人格

　　史量才遇害后，《申报》也由盛转衰。

　　1937年11月，侵华日军攻占上海。当时日军并未进入上海租界，但要求对《申报》进行新闻审查，控制这份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申报》拒不接受，愤而停刊。

　　一年后，《申报》借美商之名在上海租界复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进上海公共租界，《申报》再次停刊。但仅仅一周后，在日军威胁下，《申报》复刊，落入日军报道部控制。直到日本投降，《申报》又一次停刊。

　　国民政府以《申报》“附逆”为名，接管了《申报》，将设备封存。到1945年12月22日《申报》复刊时，这张出版了70多年的民营报纸已经完全被国民党掌控。翌年，国民政府强迫史咏赓出让51%股份给政府，《申报》实行官商合办，《申报》成了国民党官方报纸。

　　史量才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一句名言：“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然而在民国时期的黑暗统治和外敌入侵的时代背景下，《申报》仍不免成为动荡时局和独裁统治的牺牲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人民解放军工作组接管《申报》馆。5月27日，作为国民党官方报纸的《申报》出至第25599号后宣布终刊。翌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在申报馆原址上出版第一期。

　　1984年11月，史量才遇害50周年之际，《解放日报》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史量才研究也由此成为中国新闻史、现代史、社会史的一大课题。

　　正是在《解放日报》举行的纪念活动之后，又一位史量才遇害案的知情者发表文章，揭开了一个令人唏嘘的秘密。

　　这个人叫鲍志鸿，1941年进入军统局并出任第一军事情报处处长。1942年3月，复兴社特务处成立十周年，军统头子戴笠准备大搞纪念，对十年来有功之人论功行赏。鲍志鸿是负责整理档案的人之一，因而得以看到刺杀史量才一案的军统卷宗。

　　鲍志鸿记述的刺杀过程，与沈醉的回忆基本一致，但他补充了一个更为隐秘的细节。

　　鲍志鸿在《军统暗杀史量才等民主人士绝密档案》一文中说：就在这次暗杀行动实施以前，史量才本可获得免死的机会。杜月笙曾向蒋介石建议，史量才这样一个很有影响的人，杀掉他不如起用他为好。蒋介石经过仔细盘算，采纳了杜月笙的建议。

　　蒋介石把不杀史量才的新决定通知戴笠，戴笠便在刺杀行动的前一天晚上给在杭州指挥行动的赵龙文发去电报。偏偏赵龙文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病，每天只是上午看公文，戴笠终止行动的电令被压在了译电室里。第二天，暗杀任务照着原计划被执行了。其后，戴笠通过此一教训特别强调军统人员的身体素质，将军统中上层领导中体弱多病的人大部分从领导职位上调离，怕的就是再误事。

　　按鲍志鸿所载，史量才或可有免死的机会，但这不会改变最终的结局。即便1934年11月13日的暗杀行动被终止，史量才此后的选择无非两种，要么屈服依附于蒋介石，放弃他一直坚守的“报格、人格”；要么立场不变，拒蒋反蒋，招致另一次杀身之祸。总之，史量才的“报格、人格”或被强力抹杀，或主动放弃，在民国时期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氛围下，“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终是一种奢谈。

　　而鲍志鸿的记述，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蒋介石确为暗杀史量才的真正幕后元凶——既然是他在杜月笙的劝说下下令中止刺杀行动，那么当初下令刺杀的人也不会是旁人。

　　史量才生前曾说：“‘申报’这二字，印在报纸上，别人眼中看去是黑的，我的眼中看去是红的。”仿佛谶语一般，史量才以鲜血染红了《申报》，也为民国时期的报纸生态做了鲜血淋漓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