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史——民国报业巨子史量才殒命始末

　　▲史量才遇刺时乘坐的汽车。

　　 史量才遇难的海宁翁家埠水塘，现在名为史量才塘。

　　1934年11月14日，《申报》以大号字刊登《本报总理史量才先生噩耗》，报道了前一天下午史量才在杭州回上海途中遇害的消息。

　　一代报业巨子的名字，以这样惨痛的方式登上了自己的报纸。

　　史量才之死，是中国现代史和新闻史上轰动一时的血案。在邵飘萍、林白水之后，又一位报人倒在了民国时期黑暗政治的屠刀之下。

　　而与邵飘萍、林白水被军阀明目张胆地枪杀于刑场不同，史量才死于一次精心布置的卑劣暗杀。

　　史量才被杀案在民国时期没有真相大白的机会，凶手一直未抓捕归案，成了一桩悬案和谜案。直到解放之后，才有诸多当事人的回忆和史学家的考证研究清楚地指出，杀害史量才的正是国民党神秘的法西斯组织——复兴社。因其成员崇尚意大利黑衫军和纳粹德国褐衫军，均穿蓝衣黄裤，复兴社有一个更著名也更让人不寒而栗的名字——蓝衣社。隐藏在幕后的蓝衣社社长是蒋介石。

　　史量才生前曾说：“‘申报’这二字，印在报纸上，别人眼中看去是黑的，我的眼中看去是红的。”仿佛谶语一般，史量才以鲜血染红了《申报》，也为民国时期的报纸生态做了鲜血淋漓的标记。

　　沪杭公路上的枪声

　　1934年11月13日， 一辆崭新的绿色小轿车平稳地行驶在沪杭公路上。

　　因胃病刚刚在杭州的宅邸“秋水山庄”休养了一个月的史量才，正在返回上海途中。他坐在车的后座上，同行的有5人：司机黄锦才、二房太太沈秋水、儿子史咏赓、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侄女沈丽娟。

　　这辆汽车购置不久，豪华之外更有防弹功能。一年多前，他的挚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汽车中遭到枪击暗杀，当场殒命。案件没有侦破，但几乎所有人都猜得到，那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所为。

　　杨杏佛的死，让史量才对自己的处境有所警觉。他特意购买了这辆防弹汽车，而且雇佣了贴身保镖，时刻不离左右。

　　而这一次返回上海，史咏赓和同学邓祖询嚷嚷着要坐新汽车，史量才答应了他们，安排保镖坐火车前往上海。

　　出发前，保镖提示了沪杭公路上的安全问题，史量才很有把握地说：“这条路上我没仇人。”

　　沪杭公路全长近200公里，1932年全线修通，是中国第一条跨省市干线国家公路。修这条路时，在当时中国的报界、实业界、金融界都有显赫地位的史量才出资捐建了70公里。

　　坐着防弹汽车、飞驰在自己出资修建的高等级公路上，史量才自信满满，不担心有任何安全问题。

　　来往车辆寥寥无几，更显得一派萧条。行至海宁县翁家埠附近时，忽见一辆敞篷的别克汽车横在前面，好像出了故障，司机黄锦才放慢车速，准备缓缓穿过去。

　　枪声突然爆响。

　　挡路的别克车周围扑出6名枪手，手持驳壳枪，对着史量才的汽车一通射击。

　　枪手非常专业，第一枪就打爆了防弹汽车的轮胎。他们使用的也不是普通的手枪，防弹汽车的前风挡玻璃被击破，前排的司机和邓祖询当场丧命。

　　失去控制的汽车歪歪扭扭地向前冲了几十米，把枪手甩在后面。车身侧面加厚的玻璃和钢板起到了防弹作用，没有被击穿。

　　史量才立刻明白，杨杏佛被刺一幕又要重演，车刚停下就大喊：“快跑！”

　　坐在后排的4人跳下车，向路边跑去，后开门的装甲车门恰好挡住了向他们追射过来的密集枪弹。

　　沈秋水体弱心急，一跳下车便扭了脚跌倒在地，侄女沈丽娟被流弹射中也倒地不起。但枪手们的目标并不是她们。6名枪手分成两组，分别向史量才和史咏赓追去。

　　年轻的史咏赓拼命跑向一片小树林，甩掉了追击，一口气跑到附近的笕桥航空学校求救。

　　史量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慌乱中跑进附近一所茅屋，又觉茅屋不保险，便从后门穿出，躲进了边上已经干涸的一口小水塘里。

　　三个枪手追了上来，一顿乱射。史量才仰面倒下，立时气绝。

　　一代报业巨子史量才就这样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终年54岁。

　　第二天，《申报》头版刊登了《本报总理史量才先生噩耗》，并根据史咏赓等亲历者及几位目击者的描述，详细还原了史量才被杀的经过。

　　《申报》总理，作为新闻报道的对象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上，血案触目惊心。

　　但这并不是一条完整的新闻报道，凶手究竟是何人？行凶出于何种目的？没有人能马上给出答案。此后，《申报》继续报道着史量才的后事，呼吁尽快缉凶破案。此后每年的史量才祭日，《申报》几乎都要刊登怀念文章。然而直到15年后《申报》最终停刊，也没有等到史量才遇刺案告破的消息。

　　“说史量才必说秋水夫人”

　　史量才遇害时正处人生巅峰，旗下的《申报》发行量超过15万份，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大报。同时，史量才还先后收购了《时事新报》和北方四大报之一的天津《庸报》，购进《新闻报》50%的股权，是声闻南北的报业大王。此外，史量才还是中南银行、民生纱厂董事长，担任全国务农联合会总干事、上海市参议院议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等重要职务。

　　这样一位在中国新闻界、实业界、金融界、地方政界都举足轻重的人物遭到凶徒枪杀，不可能是一桩单纯的刑事案件。史量才死于政治暗杀其实早就被人们猜到，只是，被怀疑为幕后黑手的蒋介石政府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威压之下，这样的猜测甚至不能公开谈论。

　　当时的媒体上，公开将史量才遇害与暗杀相联系的报道凤毛麟角。史量才掌握半数股权的《新闻报》算得上勇敢：“暗杀之风，年来甚盛……若惝恍迷离不可捉摸者，殆莫如此案。”文中隐隐有所指，却也只能以春秋笔法，含糊而过。

　　表面上，国民政府对史量才之死做了应有的反应。11月16日，《申报》刊载了蒋介石的电令，要求时任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应严缉凶犯，负责根究为要。”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立法院院长孙科等也纷纷发了唁电。

　　查出真凶绝非一日之功，史量才死于“私仇”的说法倒是很快甚嚣尘上，在八卦小报、街谈巷议中流传着。其中流传最广的是“陶氏后人报情仇”之说。这个版本最富谈资，情节设置最完整，在后世的研究中，被判断是有人故意放出。

　　提到“陶氏后人”，就不能不提起民国时期中国报界一个著名的说法：“说中国报业必说《申报》，说《申报》必说史量才，说史量才必说秋水夫人。”

　　“秋水夫人”即史量才的二房夫人沈秋水，原名沈慧芝，出身青楼。史量才与她相好多年，历经波折才娶至家中，为其改名“沈秋水”，取“望穿秋水”之意。

　　而“陶氏”是沈慧芝身在青楼时的恩客陶保骏。辛亥革命时，陶保骏参与新军起义，被委任为镇江都督府参谋长。他本已准备纳沈慧芝为妾，但因为贪污起义军枪械军饷，被就地正法，沈慧芝这才得以许身史量才。由此也留下了围绕史量才的另一个谜案。

　　1912年，史量才入主《申报》，不仅成就了其一生事业，而且《申报》也在他手里发扬光大，成为国内影响最大的报纸。

　　当时即有传闻：史量才购买《申报》之资出自沈秋水——陶保骏被处决前，家财都存于她处，据说有80万元之巨，另有首饰珠宝价值20万元。

　　在民国时期，娶青楼女子为妾是件寻常之事。对史量才和沈秋水的结合，亲之者视为一段佳话，嫉之者则以“史量才人财两得”之说蜚短流长。

　　与史量才同时代的章士钊，则对这则传闻深不以为然。他曾撰文回忆，《申报》在清末时即已被上海道台蔡乃煌以8万两白银收买为官媒，辛亥鼎革之期，《申报》由江苏都督府接管。当时章士钊任都督府顾问，时任民政长应德闳曾有意让他接手《申报》。章士钊一来刚刚受邀做《民立报》主笔，二来当时的志趣在革命行动，不愿为办报投入太多精力，力辞不受。于是，应德闳转而找到了史量才，他当时是上海《时报》主笔，蜚声报界。

　　按章士钊的回忆，《申报》当时属于官办，史量才接手是“任监守之责”。后来史量才对《申报》实行了股份制，总股本12万元，股东包括清末民初中国最大的实业家张謇、“民国助产婆”赵凤昌等知名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史量才原名史家修，曾追随张謇多年，助其办理教育事业，深受信任倚重。时人曾问张謇何以如此器重，张謇说：“我是量才录用。”史家修感念张謇的知遇之恩，遂改名史量才。与张謇这样的大实业家共同成为《申报》股东，史量才的股本恐怕更多的是“智力入股”。

　　章士钊与史量才交好，同为报界名人，又与政界关系颇深，他的回忆应该可信。可惜的是，章士钊的这篇回忆文章写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史量才有生之年，始终没有摆脱那则传闻的蜚短流长。

　　在他遇害之后，这则传闻又增加了新的“素材”。传说中有鼻子有眼地造出了一个陶保骏的后人“陶某”，此人在史量才遇害地不远的笕桥航校任职，为报“夺妻夺财”之仇，而在沪杭公路上伏击了史量才。

　　这则传闻充斥着三角恋情、报复仇杀、枪击血案等引人眼球的因素，情节有着戏剧般的波折，让很多人深信不疑，并添油加醋地迅速传播。

　　真相若是如此，破案就成了件容易事。凶手“陶某”有名有姓，地址明确，警方为破案又开出了万元悬赏，抓到“陶某”易如反掌。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上哪儿去抓呢？

　　被蒋介石责令限期破案的鲁涤平，没等破案，在史量才遇害两个月后就被调离了浙江。又过了两个月，鲁涤平暴病身亡。葬礼之上，他的一个姨太太跳楼自杀。

　　鲁涤平和姨太太的死都事发突然，让人感到颇有蹊跷。

　　不过，根据当时媒体对案件调查进展的报道，已经发现的种种蛛丝马迹，确实正在逐步迫近真相和凶手。

　　挡住史量才防弹汽车去路的那辆敞篷别克车的车牌——“京字72号”，在杭州西湖的苏堤被找到；

　　有目击者称，一辆敞篷别克车曾出入杭州上仓桥的警官学校；

　　这所警官学校的校长叫赵龙文，他也是杭州市警察局局长。他还有个不大为外人所知的身份——复兴社特务处浙江地区负责人。

　　“申报禁止邮递”

　　作为国民党秘密组织的复兴社在1938年宣布解散，但并没有消失，复兴社特务处摇身一变，身份公开，成了更著名的特务组织——军统。

　　第一个明白无误地指出暗杀史量才真凶的，正是一个军统的“元老”级人物——沈醉。当时，距离史量才遇害已经过去了28年。

　　1962年，沈醉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发表《戴笠其人》一文称，蒋介石为了威吓积极从事民权运动的宋庆龄和上海方面一些同情中共的进步人士，指使戴笠于1933年6月、1934年11月刺杀了杨杏佛和史量才。

　　至于史量才被杀的原因，沈醉写道：“据我了解，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此外，史量才所主持的《申报》， 经常有一些不满意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

　　说史量才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联系，毫无根据，但说到《申报》对蒋介石政权的不满言论，倒是道出了史量才遇害的直接原因。

　　《申报》主导的反蒋舆论，确实让蒋介石如芒在背，他和史量才交恶已久。

　　《申报》是当时中国出版时间最久、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即使在史量才入主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秉承着“政治参与有分寸，不发过激之言”的老成持重立场。曾任《申报》驻南京记者十余年的钱芝生撰文回忆，史量才是精通“生意经”的。那时他在上海的报业中，俨然是报纸托拉斯的一个掌握者。《申报》对于北洋军阀和蒋介石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不敢公然反对，但有时又旁敲侧击地批评一下……在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上，来一两句不痛不痒的批评，以表示所谓“公道”。

　　转变发生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申报》破天荒地刊出了多达87条日军侵略东三省的消息，并配发时评《国人疾速猛醒奋起》。这样的报道一改《申报》温吞的风格，锋芒毕露，却为当时奉行不抵抗政策的蒋政府所不容。当时，日本侵略步步紧逼，蒋介石却“攘外必先安内”，全力围剿着红军；国内经济也处在崩溃边缘，城乡一片困顿。手握中国四大报纸、在报界举足轻重的史量才，越来越明确地显示了自己的态度，与蒋介石政权离心离德。

　　1931年11月29日，国民党左派中坚人物邓演达在南京被秘密处决。邓演达资历不在蒋介石之下，曾深受孙中山器重。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叛变革命，邓演达公开谴责，随后与宋庆龄等人开始展开反蒋活动；1931年8月在上海被捕，随即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

　　12月19日，宋庆龄闻讯，悲愤之中亲笔起草《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这篇宣言经杨杏佛转交到史量才之手，第二天，《申报》全文刊载，舆论大哗。

　　也是在这个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权斗中失利，第二次下野。《申报》发表时评，题目是两个醒目的大字：“欢送”。

　　然而蒋介石的这次下野是其惯用的以退为进之策。仅仅33天之后，他东山再起，恢复了最高职权。

　　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申报》对蒋介石的批评，并没有因为他重返高位而丝毫收敛。直到1932年7月16日，史量才忽然接到《申报》发行部门的急报：发往上海之外的报纸都被禁止邮递，扣在邮局，每天用车拉到龙华附近烧毁。

　　史量才赶紧托关系打探情况，很快获知，“惹事”的是此前不久《申报》对南京中央大学学潮的一组报道。写出这组报道的钱芝生，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说：“我的新闻写作对于他（史量才）的死也多少起着一些导火线的作用。”

　　那组报道揭露了学潮的原因在于“政治混乱”、“官僚主义入侵”，同时揭发刚被提拔为教育部长的原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挪用3万元水灾捐款。

　　直接当事人朱家骅恼羞成怒，给一样饱受《申报》抨击的蒋介石写了封八页长信，告发：“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随信附上的《申报》剪报，罗列了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种种言论。

　　蒋介石当时正在庐山指挥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看到这份报告勃然大怒。别的不说，6月30日、7月2日、4日，《申报》连发的三篇评论，结结实实地捅在了蒋介石的肺管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