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美国风险资本家罗杰·麦克纳米出版的《The New Normal: Great Opportunities in a Time of Great Risk》一书,被翻译为《新常态——大风险时代的无限可能》。
目前,“新常态”在中国是一个热词。打开百度搜索引擎,可以找到3880多万个与其相关的结果,内容涵盖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新常态原本指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特点,后来,这一词汇又用于政治领域。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新常态这一概念的政治色彩还是非常浓厚的,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新一届领导人的执政理念。按图索骥,让我们看看如今的中国媒体业出现了哪些新常态。
反腐报道成为新常态
新一届领导人执政以来,反腐败成为一个政治亮点,在这种情况下,新闻界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这并不仅仅指新闻欺诈和有偿新闻受到打击,更重要的是,反腐败是一步更大的棋,它影响到中国的很多方面。
以往中国的反腐报道至少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认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舆论监督报道中净是村干部。这当然不能只责怪媒体,毕竟那时候全社会对反腐败的认知存在很大的分歧。第二个阶段是试图用媒体反腐,典型代表是央视的《焦点访谈》,力图把媒体打造成为反腐的利器。但在新媒体时代,仅仅想用控制传统媒体的方式来反腐败,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还有一个老问题,就是同级媒体能不能监督同级政府。不过,今天已经不是媒体异地监督的问题了,而是在反腐大局中,媒体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今天这个阶段,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如今的反腐更多是由官方主导的,媒体能够做的就是要重新摆正自己的位置,除了媒体人的举报以外,媒体更多的是顺应这样一种形势,顺势而为。过去,新闻界在探讨新闻改革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改革和政治改革是什么关系?谁走在前面?谁受制于谁?两者是同步的,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度?而今天看,结论似乎是明朗了,没有政治上的变化,媒体的新闻改革往往是小打小闹。
媒体融合成为新常态
最近一两年,媒体融合变成了一个被中国高层认可并且鼓励的概念,虽然这还是一个局限于媒体产业的概念,但由于受到政府的支持,这个概念已经有了更深的含义。实际上,媒体融合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概念,因为它早已是媒体实践的需要,有的学者用融媒体来命名,还有个流行词汇是全媒体。不过,今天看,因为官方的肯定,媒体融合的概念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支持。
就媒体实践来说,媒体融合已经搞了好多年,但一直没有大面积的丰收,我们能够看到的更多是零星成功案例。这方面中国和国外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从学术界来看,有关媒体融合的争论一直没有停过,甚至可以说,学术界比媒体界在这个问题上有更极端的分歧。尽管大家都知道媒体融合在未来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会经过什么样的阶段,最后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还没有很清晰的认识。
不过,国人对新媒体的看法似乎越来越和国际接轨了。典型的体现是,把新媒体视为一种国家战略,不仅仅是在技术上,同时也在产业概念上,不再只是纠结于新媒体对旧媒体的取代上,而是更长远地看问题,媒体融合很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也是一个国家创新的问题。虽然不能说这超越了政治,但至少它是一种更加开阔的政治视野。过去,很多人看不起新媒体,认为它缺乏代表性。但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包括高层人士,把互联网视为治国理政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新旧媒体的融合并不仅仅是让新媒体取代旧媒体,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未来,把媒体的变化和政治的变化统一起来考虑,尽可能地发挥媒体的社会平台作用。
以前,人们普遍认为传统媒体的核心价值在于内容生产,互联网格局下,这种内容生产方式仍有价值,但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价值。互联网格局下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寡头竞争,媒体至少要在内容生产、技术支撑、用户洞察三个方面都做到极致,才能跻身市场的前几名,从而才有可能继续存活。①
以澎湃新闻为例,2014年7月22日,澎湃新闻正式上线,作为一个“立志成为中国第一时政品牌”的媒体开放平台,澎湃在上线之初就受到了业界学界的关注,也引发了人们对报业改革的再次反思。澎湃新闻走的是一条依仗传统媒体内容优势的新媒体之路。澎湃新闻声称要打造“开放的内容平台”,“澎湃深知通过自己的内容团队并不能生产出足够的优秀内容,因此采取非常开放的态度,接受所有时政思想类优秀内容团队的各种形式的合作”。②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疑问,新闻有思想吗?有人把澎湃新闻模式总结为“新闻+思想”。我们认为,新闻的思想应该是它本身具有的,而不是添加上去的。这也许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新闻是客观的,思想是主观的,怎么相加呢?
澎湃很善于运用新媒体的强互动性特点,编辑对互动有着极大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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