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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日趋泛娱乐化成因的思考

高天航

2015年03月24日11:01  来源:今传媒  手机看新闻

摘 要:娱乐是人类生活和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媒体都把经济作为衡量业绩的硬性指标时,娱乐或者电视文化其商业属性便被迅速地放大。这种商业属性促使电视产业一味的迎合“收益”的标准,过度的“泛娱乐化”媒体产品因运而生,从而整体降低了电视节目与媒体的价值取向,危害了受众的欣赏品味与鉴别能力;同时,造成此种“泛娱乐化”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应该归结于政治,政治因素规范与禁止了过多娱乐以外的内容。在此两种大的因素下,电视节目终于以一种“娱乐盛宴”的形式出现在受众的眼前。

关键词:“泛娱乐化”;影响;成因浅析

一、娱乐与泛娱乐

娱乐与泛娱乐是否有分明的界限?“娱乐”是媒介的功能之一。娱乐与泛娱乐的界定应该参考“娱乐的节目使人娱乐,非娱乐的节目不可能使人娱乐”这句定义。如此一来便可以知道,“娱乐”相对于“非娱乐的”,意味着是有限度、有范围、有尺度的“使人娱乐”;而泛娱乐则是丧失了限度、模糊了范围并且丧失了尺度、一味地追求“使人娱乐”这一粗浅的目的。

“泛娱乐”容易将文化领向低俗的方向。电视的潜在效果理论告诫人们:媒介对于大众的审美取向与价值观养成是有很大影响的,若电视产业一味为了经济效益和为了迎合观众胃口而使得娱乐节目泛滥化,那也将会导致低俗文化的形成。

二、泛娱乐化的危害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尔威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1]”

相关学者曾在对于探讨“大众传媒低俗化成因和遏制”的文章中指出:大众传媒日趋娱乐化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减少观众的文化品位”、“情”的社会责任感弱化、“弱化媒体的社会责任”。电视媒体的日趋泛娱乐化,其降低的不仅只是受众的欣赏品味,更有受众对周遭世界、价值判断的基本能力。由于电视相对于其他媒介工具更多地占用了受众更长的时间,所传递的信息量也更大,受众从电视中则更多的潜移默化的受到更多的影响,电视给受众所展现的价值取向,热点话题和对事物的评判与对世界的描述,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并重新构架了受众原本的价值判断与世界观。

三、浅析泛娱乐化的成因

(一)不同时代电视工作者的选题取向

不同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不同的人生阅历,不同的人生阅历决定了不同的作者所想要表达的不同思想。思想决定着一部作品的品味。而品味,则决定了作品的定位与受众的选择。

九十年代以前的电视工作者,不论是电影、电视栏目等,在选择作品题材这一取向上更多的偏向了“体验”这一元素。这些人或许经历过十年浩劫,或许上过山下过乡,或许经历过饥饿与灾荒,有着种种深刻的生活体验与丰富的生活经历。他们在电视作品中描述的是他们对生活的感悟,是经验的总结,对人性的探讨,对不公的批评,更甚的,或应是对“苦难”的感悟;而当今的电视工作者,多发于八、九十年代后期的,背对早已远去的清淡的年代,面对的是物欲横流,效益第一的今天,早已无心去浪费时间感悟生活,去体验什么经历什么选择。

正如陈凯歌所说:“所有的一切,都与创作者的经历与感受分不开的。十年忧愤,四载攻读,而后一泻而出,能不令‘六宫粉黛无颜色’?”“感于先而后工于形,今古佳作无别”[2]。

九十年代之前的电视作品,都无一例外地直指社会问题与人性无奈这一结点,这类电视作品,亦或是让人沉重地长舒一口气,亦或是在捧腹之余陷入对人性嘲讽的深思,都是具有深度的、思考价值和观看价值的优秀的影视作品。与之相对比的,则是新生代电视编剧的作品。

公正的说,在新生代编剧中不乏有志之士,也不乏优秀的,有深度的作品,然而在产量和质量上,却似乎远远不及前辈。除去没成名没有人重视没有投资的因素之外,更为重要的似乎则是却少了太多的生活体验,准确的说是对苦难、磨砺的体验。时势造英雄,他们的成长受益于时代,从而也成了时代的产物,时代思想的衍生品。

(二)消费群体的文化程度

受众本身素质的高低、对作品接受力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质量。

相比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人口受教育水平,我国文化人口相对偏低,文化程度低的人口仍有相当大的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数字显示,我国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国民只有6764万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5%。为了应对如此这般低文化素质的受众群体,显然阳春白雪毫无立足之地。

(三)类型剧中被模糊底线

娱乐是否有底线?

娱乐性质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不可取的,娱乐本身并没过错。但是,文化应该有边界,节目应该有范围,娱乐应该有底线。文化娱乐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应该对社会公德有所担当。当电视作品失去良知与本应承担的责任时候,也就是失去社会公信的时候。

“语言结构差异会导致世界观的不同”,不同的试听感受差异也会导致对周遭世界的认识不同。饱含娱乐性质的电视节目本身并不值得过多地去警惕,值得警惕的是它们被赋予的其他潜在的现实意义。如果这类节目被赋予了高于自己艺术本质的额外现实意义,或者将自己处于“文化与现实交流对话载体”的位置上,那么这样的情形就值得去警惕。

譬如前几年在荧幕间大热的电视作品《黑洞》《黑冰》,片中不仅聘请深得观众喜爱的演员来扮演毒枭、走私巨头,还强调刻画他们的善良、孝顺与兄弟情义,使得观众在观看的时候不仅不因为他们杀人不眨眼、走私贩毒制毒的行为而气愤,反而被他们的温文尔雅、重情重义的行为所感动,替他们的死而感到惋惜,甚至“体谅”了他们的难言之隐。这样的同情不能说不是可怕的,它混淆了正常的是非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把如此严肃的问题“娱乐化”,是对一种社会罪责开脱。

当周遭的世界变得越发的难以凭借以往简单的手段与方式去探索与理解时,媒体便在很大一部分的程度上成为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周遭世界最有效的工具与途径,它能帮助我们放松或是应对,最终我们会发现,最根本的认识这个世界的途径便是我们所使用的媒体。媒介不仅仅是一个传播的工具,有时候它更是受众了解世界的最直接的途径,受众通过这个途径来补脑,来还原对周遭环境中缺失部分的理解。同时,受众也通过这个途径去了解自己不知道的领域,从而通过媒介的引导与展示来形成认识,甚至形成一种观念,一种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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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汪倩(实习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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