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商报》与藏族群众认同建构研究【2】

三、大众文化与中华文化认同边界的模糊

都市报是一种市民文化的报纸，它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也是大众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场域。都市报与城市文化联系密切。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发展。而都市报是城市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反映城市文化的一块晴雨表[4]。《西藏商报》还以轻松、灵活的方式呈现这些内容。《西藏商报》的新闻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来源：本社记者采编，其他媒体、新闻机构供稿。本社稿件以城市生活为主的报道，内容主要包括本地新闻、大众文化、城市生活、消费购物等版块。这些内容的设置体现了一种市民生活为中心的传播理念。外来稿件，则代表《西藏商报》向全国内地看齐，关注各地重要事件，报道中国社会的新动向；本地稿件，是西藏城市文化的集中表现，相关的报道主要集中在西藏的建筑文化、西藏饮食文化、西藏酒吧文化、西藏旅游文化、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展示等方面。它向大众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元化、底蕴深厚、现代时尚的拉萨，呈现了热情、虔诚、现代、有活力的西藏群众形象。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中，西藏群众的性格特征逐渐建立起来，并为外界所了解。《西藏商报》呈现了西藏的“大众文化”，呈现了文化、城市与人的统一。

外来稿件，虽然和《西藏商报》的采编能力之间是一对矛盾，但是，它呈现给受众的是全国当前的文化趋势和潮流。它对于丰富西藏群众的文化生活，引导正确的文化追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具有积极的作用。外来稿件报道全国新闻，特别是和大众生活相关，并为大众文化生活注入活力的新闻。其他媒体供稿的新闻以一种大众文化建构国家认同。2012年10月，莫言获得世界诺贝尔文学奖，这一重大文坛消息和国际消息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文学可以走向世界，增强了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西藏商报》对这一消息也进行了连续报道，报纸大量采用其他媒体的稿件，报道了莫言获奖的情况，向西藏群众介绍了莫言的作品。这一报道的主要传播学价值不仅是让西藏群众了解莫言，更是让西藏群众看到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而另外一组关于中央电视台新闻“幸福”的报道，也引起了群众的热议，大家在思考“我幸福吗”。《西藏商报》的大众文化传播超出了传统主流媒体新闻传播的范畴，显示了群众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思考，也证明了大众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建构中的强大的力量。

四、个人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

《西藏商报》作为西藏日报集团的子报，是日报的有益补充，也是对日报功能的延伸。日报以成熟的仪式传播、媒介事件报道成功地塑造了国家形象，建构了国家认同。而商报将叙述转向大众层面，没有宏大的爱国主义叙事，但是却以日常的、关系民生的新闻报道实现其特定的传播价值。《西藏商报》关注拉萨的市民生活、关注相关政策、法规给民众带来的好处。《西藏商报》把目光转向群众当中，群众生活、就业创业、求学等是媒体关注的主要问题，记者时常到群众中去，报道群众生活的问题。面对城市化带来的各种问题，《西藏商报》都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制作出了好的新闻。这样的报道也塑造了媒体切近市民生活的作风，塑造了媒体的良好形象。在这些社会问题的报道中，《西藏商报》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模式：寻找社会问题、分析原因、找到对策，推广经验。

关注民生的报道风格是否将媒体的功能导向了服务社会的层面，而偏离了国家价值理念传播的功能？其实，也不一定是。《西藏商报》将报道的主体由国家活动转向民众活动，是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总体作用的更有效的呈现。因为国家的活动，最终是为了民众的利益，国家活动的效果最终要在民众的活动中体现。《西藏商报》将报道主体转向民众，有利于解决民众的疑惑，也有利于通过报道民众生活的变化反映国家政策和领导的水平。《西藏商报》对于民众的报道致力于制造一种认同，寻找民众认同的对象。通过展现西藏群众工作、生活问题，以及问题解决的方式，塑造优秀的西藏群众个体的形象。这种模式向报纸的阅读者树立了一个榜样，是一种他人导向。他人导向是美国学者大卫·李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提出的概念。学者周宪认为，大众文化环境下《百家讲坛》的成功是一种“他人导向”下的民间小叙事对传统宏大叙事模式的一种改造。“他人导向”理论认为，……而是始终关注于“他人”，这一“他人”或许是周围的同学、同事，也可能是大众传媒。“他人”有两种特点：其一，“他人”应该是个人可以认可的楷模，也就是说，他是那一个圈子中“最优秀的人”或最显眼的人，大众“求助于他人来指导自己追求和解释人生的经验”；其二，“他人”也并非固定不变的某个人，而是会随时更替的偶像[5]。《西藏商报》试图在平民中塑造一个个认同的对象，使受众向其学习，进而改变自己的观念，形成新的认识。

《西藏商报》淡化国家、民族符号的传递，而是将意义建构在普通的社会场景中。通过展现良好的西藏社会认同，教育民众形成积极的现代认同。做一个新时期的好公民，就是促进社会发展、维护国家稳定，也就是爱国的表现。社会事件报道、文化报道、民众生活报道对于大众形成良好的社会公约，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当代爱国主义的表现是什么？笔者认为，不做违反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活动，不发表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就是爱国的表现；遵纪守法、热爱生活、积极向上、追求进取就是爱国的最好表现。所以，《西藏商报》建立了一个国家认同的大众文化的场域，并且将国家认同的概念和观念进行了分解和重构。倾向于民间立场的新闻报道和文化传播活动，充分实现了个人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

五、研究结论

西藏媒体新闻传播具有独特的语言魅力和特定的社会功能。区内各媒体发挥了积极的舆论引导和价值观念建构的作用。西藏媒体除了对广大乡镇地区、农牧民群众的影响以外，对大城市群众的影响力也是关键的环节。拉萨城市化程度比较高，城市文化独具特色，城市媒体身份建构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形成一组相互的关系。城市媒体，尤其是都市报在国家认同的建构中发挥着基本的作用。西藏媒体的新闻传播语言与媒体特色为西藏群众带来了丰富的新闻和信息，也为国家宣传相关政策和法律提供了大众化的通道。国家希望在西藏群众中传播的价值观念，媒体很好地结合地域文化与受众的特色进行了传播。媒体与国家形成了一股合力，共同作用于西藏群众，影响群众国家认同观念的形成。

（作者简介：赵婷婷，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冯萌，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师）

参考文献：

[1] 百度百科.“《西藏商报》”词条 [EB/OL].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894/6407314.htm.

[2] 周德仓.西藏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3] 童兵.试论中国都市报的第二次创业[J].新闻记者,2005(4).

[4] 吴艳.城市文化与都市报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10).

[5] 周宪,刘康.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