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商报》与藏族群众认同建构研究

摘 要：大众媒体所营造的媒体文化和国家文化、区域文化、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流与对话关系。本文以《西藏商报》为研究对象，考察城市媒体文化对西藏社会的影响。研究认为，西藏城市媒体有效地结合地域文化与受众的特色对藏族群众进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国家认同观念的建构。

关键词：《西藏商报》；城市媒体文化；国家认同

大众传媒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文化魅力成为社会信息的传播载体、社会文化的传承载体，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无穷的力量。大众媒体所营造的媒体文化也在和国家文化、区域文化、民族文化之间进行交流与对话。

因此，从媒体文化角度考察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就能够探索出一定的规律，能够为新闻传播实践提出指导性的思路。本论文，笔者主要考察城市媒体文化对西藏社会的影响，以及在新时期如何通过媒体建构认同。

一、城市化与都市报《西藏商报》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在西藏的中心城市地位越来越突出。拉萨是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藏其他地区的人越来越多地被拉萨的现代化所吸引，纷纷来到拉萨寻找自己的幸福生活。拉萨也是全国有名的旅游城市，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等景点吸引了无数的中外游客来到拉萨。拉萨的藏式建筑、街道、酒吧、拉萨河都是人们观赏、体验西藏文化的好地方。拉萨被一种充满时尚和文化气息的现代化氛围所包围，成为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城市。作为文化发展之代表的媒体文化，在快速发展的拉萨也需要一种新的力量，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此时，《西藏商报》一份代表城市人心声，帮助城市人了解社会的报纸应运而生。《西藏商报》是区党委机关报《西藏日报》创办的第一张子报，其宗旨是：追随时代步伐，传递社会信息，把握经济命脉，服务百姓大众。目前《西藏商报》以拉萨为中心，辐射全区七地市，覆盖全国，成为继《西藏日报》后又一发行量最大的报纸[1]。周德仓教授对《西藏商报》创办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给出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1999年，一张全新的报纸——《西藏商报》面世。它的出现极具象征意义。这不仅是西藏第一张市民报纸，而且也是西藏第一家以企业模式经营的媒介。它使西藏报业增加了新的成员，丰富和改变了西藏传媒体系。在机关报和行业报一统天下的西藏，它的“闪亮登场”，不仅带给受众以惊喜，还带给西藏传媒界以新的传播理念[2]。《西藏商报》不仅在报道内容和传播方式上与西藏传统的报纸有所不同，在城市生活的解读，市民价值观的形成方面也具有独特之处。《西藏商报》以拉萨城市报道为主，为市民带来了第一时间的都市新闻信息，百姓视角的信息解读，带来全国的重要新闻和国内其他城市的报道。《西藏商报》是市民了解西藏，了解全国的重要窗口之一。

二、政治功能与商业功能的交融

西藏特殊的政治环境决定了报纸必须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必须成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加大主流舆论引导力。这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原则，也是60年来的经验总结。但是，大众传媒的功能是多项的。群众需要媒体提供文化、娱乐、信息等多方面的功能，以满足自身的文化和生活需求。同时党报党刊的经济来源单一，以及国家其他地区的传媒产业化改革也给西藏新闻业带来了压力。所以，都市报在西藏的面世解决了西藏媒体功能单一和经营创收困难的问题，实现了媒体政治功能和商业功能之间的有效融合。

政治功能与商业功能的交融体现在报纸的性质上。党报和都市报都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报纸，都是党的报纸。《西藏商报》在报纸版面编排、报纸栏目设计、新闻报道角度、信息解读方式上和《西藏日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但是在新闻文本呈现的话语、新闻报道建构的社会认同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可见这种类型的报道，是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有所侧重的新闻报道模式，最终能够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从都市报创办的初衷，也可以看出这样的传播效果的事先预设。都市报是党报改革徘徊中异军突起的生力军。党报的权威地位和垄断资源使它成为中国报业的领头羊。但又正是这种权威地位和垄断资源使它同时过多地受制于体制、机制和观念的束缚。党报改革多年来步履沉重，难有突破。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一些党报意识到：自己不能走市场，为何不生个“儿子”走市场[3]？可见，都市报是对党报的补充，是党报在无法实现内容和传播模式的革新条件下的产物。都市报和党报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大众传媒是党和国家的宣传工具。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都市报所呈现的是一片办报新天地[3]。《西藏商报》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发挥了报纸联系党和群众的作用，为实现西藏的跨越式发展付出自己独特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