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民国女记者生存状态初探

摘要：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国民党虽然确立了对中国的统治，但社会并不如预期那样的安定。处于这样一个动荡多变的时代，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然而，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女权运动的发展，女性渐渐摆脱封建束缚走向独立，新时代一批知识女性开始步入社会，寻求社会的认同，而新闻记者被公认为最适合女性的职业之一，因此也产生了一批女记者，其中不乏杰出者。

然而，作为一名女性的新闻工作者，既要面对当时时局的动荡和工作的繁重，又要承担来自社会舆论的怀疑和各种轻视、品玩，甚至是家庭的阻挠。在承受着各方压力的同时，又游走在社会和家庭之中，致力于新闻事业与妇女解放运动，在她们身上也表现出良好的职业素养，同时也这个时代的缩影。

关键词：民国时期 女记者 新闻行业 封建传统 媒介形象

正文：

民国女记者成长的时代背景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时间并不算长，然而，期间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女性的身影，直到19世纪末，这种局面才被打破。“1897年2月22日，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澳门创办《新知报》作为华南的宣传阵地，从地30期起，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任该报日文翻译，成为我国参加新闻工作的第一位女性。”（1）不过，要说起中国第一位女记者就众说纷纭、定论不一了。民国时期的众多女记者被誉为“无冕皇后”，从中可以看出她们作为新闻记者对社会的责任与贡献。

民国时期涌现众多的女记者，首先得益于社会思想的解放，特别是对妇女思想禁锢的解放。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成为传统，这一传统犹如一道枷锁桎梏着女性的健康成长。民国时期，五四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资产阶级民主平等思想深入人心，女权主义运动也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女性团体达40余个，女性报刊达30余份。”（2）由此可见，中国女权主义的觉醒，与争取女性地位的意识，一批女性走出家门，参与社会事务，争取社会权利，这也让女性从事新闻工作成为可能。

其次是女性教育的普及。在中国传统社会，女子的家庭角色被定位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所谓“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以此论断，女性就没有受教育的必要。然而，民国时期妇女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以及自由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有条件的家庭都愿意让自己的儿女受到教育，因此，女性受教育逐渐成为一种趋势。“统计资料显示，1916年，全国中学女生人数仅724名，1923年增加到3249名，1925年再增加至7956名，前后9年，增加了11倍。”（3）与此同时，受高等教育女性的比重也在逐年增长，女性教育的普及，在客观上也给其从事新闻行业提供了可能。

另外，中国新闻事业在民国时期的大发展也促进了女记者这一群体的形成。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工商业获得长足的进步，在客观上奠定了新闻事业发展的经济基础。国民政府成立后鼓励新闻事业的发展，以及当时内忧外患、军阀混战的动荡时局，人们迫切想要知道社会发生了什么事，因此，新闻行业的存在极具重大时代意义。当时也涌现了一批知名的女记者，如《大公报》吕碧城、陈学昭，以及后来的彭子冈、杨刚等。她们们出现使得民国时期的中国新闻事业更加有生机，也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光环下的媒介角色期待与发展瓶颈

民国时期的女性逐渐挣脱家庭束缚，进入新兴的报刊行业，她们被誉为“无冕之后”。在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她们，背后也承受着诸多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于各方面，同样，这些压力也给她们的事业带来诸多不顺。如何处好这些压力，扮演好这样的社会角色，无不在彰显她们作为新时代知识女性的睿智。

对于女性记者的媒介形象争议颇大，当时候的女性，作为一名记者，却反成为新闻客体的事常有发生。“一些报刊舆论将女记者形象建构为新闻界的‘交际花’，对她们的言行举止大加品评，使之成为被报道的客体。而女记者一边努力拼抢新闻以证明自身的主体价值，又同时挣扎于性别陈规与男性话语的重重羁绊，产生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4）当时的《中央日报》曾这样对女记者的形象建构轻蔑写到：“上海女记者们每天出入于公馆、机关、记者招待会，当我们想起她，我们就只觉得除了一只花蝴蝶在空中乱穿乱飞一阵之外，别得就什么也没有了。”可想而知，当时社会舆论对女记者的轻蔑与不屑。

除此，女记者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承担着来自家庭方面的压力。中国社会向来都是以男权为主导，女性想要在新闻事业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必将付出巨大的努力。她们不可能完全将家庭置之事外，特别是成家之后，必将受到家庭的羁绊。《女声》主编王伊蔚、《妇女生活》主编沈兹九在在自己的小传中就曾坦白过这些苦楚，很难将家庭与工作平衡。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女记者抛头露面在公共场所工作有违对女性角色的性别期待。例如，“四川都督府政务处每次开会时，为便于女记者旁听采访，特在旁听席上为女记者用红布围城一个女记者室。”（5）从中便可看出，在那个时代，女记者并不为大家所接受，甚至是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