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英敛之的宗教观对早期《大公报》评论思想的影响【2】

四、新闻评论中的宗教救国说

但同样英敛之也是一个有救国抱负的文人，他同样在为中国的出路做着自己的探索。他笃信西方宗教可以拯救中国，这也是他努力地将自己的这两种身份融为一体的表现。当这两种社会角色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有时倾向于遵循独立的“士”的道德品性，而不愿让信仰压倒一切，有时候又会将信仰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加以维护和弘扬。当其他报纸登载不利于天主教的新闻时，英敛之会写文章进行反驳。曾有一家报纸发表文章说“保定、高阳一带，教民无故逼民入教，民间不服，互相斗殴。”英敛之随即在《大公报》上发表评论《驳商报论逼民入教事》，在文中，他这样写到：夫教理无论为天主，为耶稣，最贵信仰自由，尤贵心诚志笃，断无逼人入教之理。查教中戒律虽多，要以爱主爱人为总括，教士等虽不才，安有以朝乾夕惕，口诵心惟之宗旨，而显相违背，以害人扰世为乐乎？这很明显是在为天主教辩护，《大公报》甚至还为此曾被扣上“名为公，实则不公”的帽子。时至今日，我们对于这篇报道的真实性已无法考证，但是天主教对于英敛之的影响，对于《大公报》本身评论风格和内容走向的影响可见一斑。

英敛之的宗教观并非只是在维护天主教上，也体现在他的“宗教救国说”上。而“以宗教救中国说”也从反面维护了天主教。它们二者并非脱节，而是相辅相成的。在英敛之眼里，中国民众为何无知，为何麻木不仁，原因就在于没有信仰。所以他在《以宗教救中国说》的评论中说：何以无中国？中国国魂丧失也。国魂胡以丧失？民群无爱国思想也。民群胡以无爱国思想？自固其灵魂而未曾释放也。灵魂何以不能释放？无文明教化也。何谓文明教化？宗教是也。所以哪怕是一个教徒，他的思想核心依旧没有发生过根本的变化，依旧是拯救国民思想，唤起民智。一连串的问句能够很好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起到当头棒喝的效果，而且慷慨激昂的语气，很能够唤起普通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共鸣。

五、抑中扬外的评论走向

以西方宗教为参照物，英敛之将天主教与中国民众普遍的“信仰”进行对比，从而认为自己找到了中国社会出现问题的根源。他在评论中越来越偏向于一种基调，那就是“抑中扬外”。1907年5月9日的《大公报》发表评论说：文明者何？顺乎公理而日益进化之谓也。野蛮者何？悖乎公理而不能进化之谓也。各国之发达进步，日臻富强者，皆宗教之导其源，断非诬语，而中国之所不治者，因事事无不与西洋相反。由于英敛之是《大公报》的主编，也就是所谓媒体的“把关人”，信息的选择都要经过他的过滤，所以《大公报》呈现出的报道几乎都和他个人的观点不冲突，也就是符合宗教气息浓厚的媒介氛围。因为在英敛之眼中，西方宗教才是治疗中国痼疾的良方。

一直以来，英敛之对于中国民间信仰的认知都比较固定，那就是愚昧、落后和迷信。他不遗余力地对传统民间信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批判。在《大公报》上曾刊载过这样一篇评论文章，虽不是出自英敛之之手，但是却与他的观点不谋而合。这篇文章这样写道：“故此信佛媚神的习气，深入中国人的脑子了。妇女们更不用说咧，我尝见，初一十五，妇女入庙烧香，拴娃娃的，还愿的，赛会献戏酬神的……再说那天主、耶稣、回回这三教都是劝人为善，宗旨也有不同。近数十年，这迷途的愚民，被天主、耶稣二教，教化醒了不少。”《大公报》的评论风格到此已经呈现的非常清楚。到后来，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竟有人奋不顾身保护城隍塑像，待天津回归中国人之手后，又欢天喜地将城隍泥像迎回。英敛之为此事奇怪不已，便在报上登载评论《论天津收复城隍庙事》。该文连用五段“呜呼！噫嘻！”开头，极尽悲愤之言论。后又有慈禧太后做梦，梦见为清朝自缢尽节的大臣成了都城隍和都土地，便要大兴土木修建庙宇，1903年9月13日的《大公报》顶着政治压力，大胆嘲讽道：噫！真可谓说梦话矣。后来补充评论说：中国人信邪之心，至死不悟。类似这样的评论还有很多，反对迎神赛会的《祈年辩》、反对天津皇会的评论、对谷神信仰的批判和反对定海县“三月东岳会”的报道比比皆是。但《大公报》最为出色的一点就是也并非完全一竿子打死，它仍然认为：中国旧有的好风俗真不少，外国新添的好风俗也很多，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要常常比较。

六、观点整理与归纳总结

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的评论，从标题到内容都有着比较统一和格式和风格。标题往往清晰简洁，论某某事，或是驳某某事，立场鲜明而坚定。在写作手法上往往喜用排比、疑问、反问、惊叹等情感力量极为丰富的符号，来使得自己的观点更加有力。内容虽然庞杂，但是无非也就是批判传统迷信习俗、渴求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倡导男女平等和教育平等、传播天主教思想等。但就是由于《大公报》的“敢言”，才能够启发更多的民众和知识分子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英敛之创作的评论，感情丰富，言辞掷地有声，充满着悲悯的气息。这一方面是文人知识分子的常态，另一方面确实与他自己一直笃信的天主教思想分不开。西方宗教带给英敛之的不仅仅是信仰，而且是一种对于平等，对于自由，对于博爱的坚定。英敛之是不带功利色彩的信仰者，所以这些特质在日复一日的宗教活动中融入了他的血脉，又通过他融入了《大公报》的血脉。他能够看到中国人的信仰缺失，并不停通过发表评论的手法试图唤醒中国人的信仰，虽有传教的成分，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中国的不再受辱和繁荣富强。一个国家的崛起少不了一群独立自主的国民，英敛之看到了新闻评论登高一呼的作用，也看到了一篇好的新闻评论究竟能带来怎样令人惊叹的效果，所以他在自己选定的这条路上一直坚定地走着，虽然艰难，但从未选择放弃。哪怕后来是由于身体原因，英敛之无法再继续维持《大公报》的日常运转，他也依然致力于创办静宜中学、培根小学、辅仁社和“公济”印刷厂（也就是后来的“新华”印刷厂），继续传播他的宗教观和他的救国思想。

以上所有的内容并不是用来证明《大公报》早期的评论完美无缺。在它的发展历程中，尤其是在《大公报》的后期，比起清末刚刚创办的时候，过于空泛的议论、对批评对象不点名、冷嘲热讽多，正面抨击少，显得含混而模糊都是实实在在出现了的问题。而且时代的局限性在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上也体现的非常明显，以宗教救中国依旧是走不通的，已经腐朽的制度并不是通过修补就可以根治的，必须要来一次完完全全的颠覆才有可能重生。但英敛之带领下的《大公报》所进行的探索依旧是那个黑暗时代的一缕曙光，起码中国报界还有良心尚存，中国文人还有热血尚存，还有救国报国之心尚存。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传播学专业）

参考文献：

[1].方汉奇等著.《大公报》百年史（1902.6.17-2002.6.1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0938号

[2].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ISBN：7310025253

[3].杜新艳.《大公报》英敛之时代与法国天主教.国际汉学.2009年01期

[4].侯杰、辛太甲.英敛之、《大公报》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01期

[5].唐琪.论《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的新闻思想.新闻世界.2010年08期

[6].何炳然.《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新闻研究资料.1987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