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网络时代的媒介文化变迁【2】

三、亚文化的主流化

伴随着生产方式与文化形态的变迁，一些社会化网络时代的媒介文化其地位和性质也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一些亚文化发生了从边缘到主流的蜕变。在传统研究视野中，亚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反叛和背离主流文化的边缘文化，或者被视为“小众群体展现日常生活的‘有意味的形式’”，⑨而当下，社会化网络构建的媒介环境则让那些处于小众和边缘地带的亚文化有了展现自我的舞台，新兴的网络亚文化不仅在受众的大规模参与中能迅速走向大众化，也可以在多种社会力量的助推下逐渐向主流靠拢。细究之，亚文化的主流化蜕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依托于两个过程：

其一，在由大众参与的社会化网络生态中，亚文化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众多社会力量从不同利益角度出发对亚文化符号进行了重新定义，促成了亚文化内容及意义的转化。

在小众文化的大众化浪潮中，新兴的网络亚文化从诞生起便受到多种社会力量的关注，面临着被形塑、被征用、被改写，也即被再标签化的宿命。基于不同的作用方式，我们可将亚文化符号再标签化过程中的参与主体分为两类，一是普通受众，二是社会力量。首先，普通受众，也就是社会化网络用户，他们采取的亚文化再生产方式主要是挪用和模仿。以“屌丝”亚文化为例，“屌丝”二字诞生于百度贴吧，这一亚文化群体将“矮矬穷”作为自己的属性标签，以一种自我降格⑩的方式来回应当下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并以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来表征不平等的社会阶层关系。由于网络用户普遍拥有被剥夺感和身份焦虑感，屌丝的概念一经传播便受到众多网民的跟风与追捧，人们纷纷挪用“屌丝”二字作为自我标榜的符号，以此传达关于社会现实的经验与想象，而以大学生和白领为主的网民群体更是在一系列的戏谑式模仿中推动着“屌丝”文化的泛化；其次，在“屌丝”文化浪潮的席卷中，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也参与其中，对这一符号进行改造和征用。资本力量敏锐地捕捉到屌丝与时髦的成功学的契合之处，以“屌丝逆袭”来唤起社会大众的自我想象，并将其植入于文化及日常生活消费领域，而在环球网制作的2012年国际新闻专题中，也用“屌丝逆袭”来寓意国家的崛起。由此可见，亚文化符号在社会化网络传播中常常成为一种共用能指：[11]特定的亚文化群体、主流社会群体、经济利益驱动的资本力量，以及作为意识形态宣传载体的新闻传媒，都在各自不同的利益驱动下，争相借用这一能指，合力推动其广泛流行，而在此过程中，亚文化所象征的意义也逐渐主流化。

其二，在超部落化的社会化网络中，不仅生产者和消费者实现了直接接触，传媒、文化和产业力量等也开始了频繁的互动与合作。由此，亚文化与商业力量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与暧昧，亚文化的内在性质也在商业化及产业化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着蜕变。

放眼当下，由于社会化网络的大规模连接，过去散落潜伏于互联网中的亚文化长尾如今总能迅速地被商业力量所发掘，在上述“再标签化”改造的基础上，被加以商业利用。比如，在当前中国电影市场，大导演加大明星的大制作不再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不少中小成本的电影通过对亚文化长尾经济的开拓而接连获得高票房收益，如电影《小时代》《老男孩》等，它们所瞄准的是当下正在崛起的90后亚文化群体，通过将青春、时尚、屌丝、梦想等元素嵌入到影片内容及宣传中，使电影不仅能充分地唤起目标受众的文化认同，并且还能调动这一群体的社会化传播力量，其在借助长尾力量收获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发了全社会对90后亚文化群体的关注。除了商业化的“借势”利用之外，还有一种更为长线的产业化趋势，即通过培育相对稳定的亚文化社群来创建产业链或促进产业增值，典型代表如小米公司营建的“米粉”社群，这一亚文化群体全方位地参与到小米产品的生产、改进、推广和营销等各个环节中，成为小米产业链中的重要资本。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化网络时代的亚文化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力量，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力量参与到市场经济领域。

从亚文化的商业化及产业化浪潮中，我们可以透视出亚文化在社会化网络时代所具备的重要价值，这一进程不仅推动了亚文化自身经济资本的增值，也使得亚文化群体进一步进入大众视域并受到官方的重视，因此，商业化的趋势反过来又会推动亚文化的再标签化，二者循环往复，促使网络亚文化不断实现主流化的蜕变。

总之，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我们的媒介是我们的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内容。” [12]社会化网络时代的到来，首先改变的是人类社会的连接方式，进而凭借连接的力量作用于媒介文化的各个层面。在社会化网络的连接浪潮中，原本相互分离的个体聚集到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圈子部落中，参与并见证新的社会潮流的汹涌与更迭，时刻感受着从幕后到台前、从边缘到中心的特殊文化体验，由此，人们身处的媒介化社会也经历着一种革命性的文化变迁。可以预见，随着社会化网络向现实社会的全面演进，这一连接的力量将继续渗透到经济、政治及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互联互通中构建出全新的社会文化景观。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2011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NCET—11—0970）和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4BXW07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陶东风、和磊：《文化研究》第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Stanley Milgram: The Small World ProblemPsychology Today，1967(2)P60.

③克莱·舍基著，胡泳等译：《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第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④Henry Jenkins: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P3.

⑤彭兰：《群氓的智慧还是群体性迷失——互联网群体互动效果的两面观察》，《当代传播》2014年第2期

⑥何道宽：《媒介即文化——麦克卢汉媒介理论批评》，《现代传播》2000年第6期

⑦段伟文：《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第4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⑧王虎：《媒体社交化语境下的社会资本扩张与传统电视变革》，《新闻记者》2014年第6期

⑨孟登迎：《亚文化概念形成史浅析》，《文化研究》2009年第2期

⑩[11]林品：《从网络亚文化到共用能指——“屌丝”文化批判》，《文艺研究》2013年第10期

[12]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30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