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在地化与中国调查报道研究【2】

二、质化分析：调查性报道研究话语的在地化

调查性报道虽然是舶来品，但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而是经历了一个理论上的在地化过程，以融入我国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之中。通过对四大刊相关论文的分析，笔者发现调查性报道在我国学术话语中的在地化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概念层面

（1）对调查性报道内涵和外延的廓清：如上述量化分析所见，我国学者很少直接使用“调查报道”这一带有强烈西方媒体体制色彩的词汇，而是将其与带有中国文化和政治特色的词汇，如“舆论监督”、“深度报道”、“批评报道”乃至“负面报道”等概念混用。当然，还是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过努力，如曹培鑫、蓝旭即对调查性报道概念做过一定的探析。在回顾和分析国内外调查性报道的历史和实践基础上，他们总结了调查性报道的主要构成要素，即：个性化的调查者、独特的记者调查过程、以发现为目的、冲突、情感等，不过他们并没有给出调查性报道的具体定义。⑨

（2）对调查性报道呈现特征的探讨：通过对《新闻调查》1996年到2005年十年间节目的内容分析，王秀丽等人的研究发现，冲突、人情味、经济影响和道德这四个通用性新闻框架在新闻调查节目中都有所呈现；而且，调查性报道的新闻框架与中国的社会经济与媒体发展指标显著相关，部分反映了中国的媒介生态与社会变迁。⑩而展江和戴鑫对我国媒体舆论监督报道的年度表现进行归纳后认为，我国媒体舆论监督报道的大体范围主要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媒体自身。[11]（3）对调查性报道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沿革与创新进行总结：比如，张威追溯了美国最有影响的调查性报道组织IRE的起源、影响，西方调查类电视新闻的崛起及传承，继而认为，当代社会新闻报道的全球化尤其体现在调查性报道的实践中。[12]张征和冯静将《明镜》周刊在调查报道上的主要经验概括为“抓住事件情节的关键点”、“将新闻置于历史背景中报道”等。[13]而张建中关注美国出现的调查性新闻报道的创新模式，即一些非营利调查性新闻组织如何依托网络逐渐由边缘而崛起于前台。[14]

2.专业文化层面

（1）西方专业主义视角：将调查记者置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框架下，一些学者据此来探讨调查记者的职业角色、行业生态，以及调查性报道的新闻生产等。在这一部分研究中，从事调查性报道的“人”成为研究的重心，对调查记者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则是主要的研究方法。

在行业生态方面，沈菲和张志安的研究显示，调查记者一般拥有他们自己的共同体，从而使他们之间的非正式行业协作成为常态；但其职业风险大，充满职业焦虑。[15]另一方面，调查记者在择业动机上更具“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一般都具有较高的职业追求和较强的社会责任。[16]在职业满意度方面，调查记者更重视工作创新机会、工作自主程度和学习新知识机会等内在激励因素，而非报酬、福利等外在因素；同时，年龄、工作所在地域和媒体类型均对其职业满意度有影响。总体来说，他们发现调查记者普遍比较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和较高专业主义追求。[17]而乔云霞等人在较早前的问卷调查研究中发现，我国媒体从事舆论监督工作的新闻人员普遍具有年轻化、有魄力、知识层次高、有活力的特点，但是舆论监督工作存在“三难”：采访难、发稿难、打官司难，从业者从而普遍有畏难情绪。[18]而陈阳的研究认为，《南方周末》和《财经》这两份均以调查性报道而闻名的媒体是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两种典型表现形态。具体来说，从媒体观来看，《南方周末》是在“创造历史”，而《财经》是在“记载历史”；从新闻观来看，《南方周末》是“讲故事”，而《财经》是“摆事实”；从记者观来看，《南方周末》是参与者，而《财经》是观察者；从受众观来看，《南方周末》视受众为“被启蒙的大众”，而《财经》视受众为“有判断力的个体”。[19]调查记者的角色认知也是研究者的兴趣点之一。张志安和沈菲的研究发现，中国调查记者的媒介角色总体偏向“调查/解释”和“信息传播”这两种角色。不过，不同性质的媒体有所不同，具体来说，党报调查记者更偏重“鼓吹民意”的媒介角色，市场报调查记者偏向满足受众和宣传引导的角色，而新闻类杂志的调查记者则偏向于批评和质疑的角色定位。[20]（2）中国传统文化视角：这一视角源自质疑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否能够适用于中国。在芮必峰看来，且不论新闻专业主义因其自身存在的诸多内在矛盾业已在西方学界饱受诘难，单就它是否适用于中国新闻语境也是成问题的，因为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在中国仍主要局限于党报体制框架内的新闻业务领域，而并非作为一种整合专业社区的意识形态而存在，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诉求。[21]他认为，尽管中国的调查记者不乏职业追求和服务大众等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意识，但真正起支配作用的还是传统文化的底色，包括与“士”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入世情怀、启蒙大众和精英意识，以及与“侠”文化紧密相连的英雄情结等。为此，他作结论道：“‘启蒙’也好‘监督’或‘揭黑’也罢，根本上还是中国传统‘士’文化和‘侠’文化在媒体和记者身上的投射。”

3．媒体与政治层面

以中国的政治语汇来诠释和论证调查性报道的正当性，这种在地化策略通常是将调查性报道纳入舆论监督的框架下来论述，将调查性报道作为一种重要的舆论监督手段来认识。何谓舆论监督？童兵的解释是，“舆论监督指公众了解情况后，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传播媒介，行使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利，表达舆论、影响公共决策的一种社会现象”。[22]他认为，新闻舆论监督是舆论监督的主渠道。那么，论证舆论监督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就成了正当化调查性报道的重要策略。大体说来，这种正当化策略主要有如下三种。

（1）从现有政策文件中找寻依据，建立起舆论监督与现有政策之间的有机联系。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政治报告甫一提出“政治文明”的新概念，童兵就十分巧妙地以此来审视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从而提出在“政治文明”观照下的许多新的新闻理论研究课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因为舆论监督是“政治文明建设重要的内容和坚持政治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机制保证”。[23]在他看来，一切丑恶、消极、腐败的现象都是舆论监督和新闻批评的范围，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换言之，政治文明与舆论监督相辅相成。

（2）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找寻依据，以经典马克思主义舆论观为舆论监督寻求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其基本指导原则不变的大前提下，所研究问题及具体策略则是会实事求是的，因时而变的。马克思主义舆论观亦然。薛国林认为，马克思主义历来都强调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之间的辩证关系，尽管就侧重点来说各有不同，如，列宁强调“红榜”与“黑榜”的不可偏废，毛泽东强调正面为主、以正压邪等。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赋予了舆论监督以其应有的地位。[24]（3）从党的历史传统中找寻依据，实现历史与现实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对接。比如，王强华等研究认为，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直被中国共产党看作党建法宝和优良传统，与此相应地，党也一直很重视新闻媒介的批评功能，为此曾多次出台诸如《关于在报刊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一类的相关政策文件，这些文件既为媒体的舆论监督指明方向，也使得舆论监督作为我国媒体的传统而得以保持和发扬。上世纪50年代一度每天刊登4篇以上批评稿件的《人民日报》，80年代的渤海二号沉船事件报道，90年代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都显现了舆论监督传统的创新与传承。[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