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在地化与中国调查报道研究【3】

结论

调查性报道研究在中国有着明显的全球在地化的印迹，这一概念的引入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状况密切有关。实际上，80年代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很多是官方新闻政策话语的延伸和注脚，学术独立意识总体不强。但8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意识也得到明显增强，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方面，新闻专业主义等理论伴随着全球化的东风被引入中国；另一方面，实践和理论的在地化过程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方面最显著的例证之一就是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实践层面的兴起和理论层面的探讨逐步走向深入。

总体来说，调查性报道的研究基本上吻合于其在中国新闻实践中的发展节奏，研究的勃兴期——90年代初至今也恰好是我国调查性报道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取得显著突破的时期。这显示了我国学界对业界的现实发展动态所具有的理论敏感性。这种敏感性无疑极大地促进了调查性报道研究的在地化。

具体而言，本文研究发现，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研究的在地化过程主要通过三个层面来完成，即，概念层面、专业文化层面和媒体与政治层面。就现有文献看，概念层面的探讨尚嫌薄弱，主要是有关概念内涵外延、有关报道呈现特征以及历史沿革的零星探讨。不过，专业文化和媒体与政治层面的研究则比较活跃。专业文化层面，学者们热衷于对调查性报道记者的职业角色和生态进行理论化的尝试，当一部分学者着力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汲取养分时，另有学者则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调查性报道的“根”；媒体与政治层面，学者们则致力于为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存在寻求理论上的正当性支持，或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依托，或从现有政策文件中找寻依据，或实现党的历史传统与调查性报道一类的舆论监督行为实现对接。

这些在地化研究既有利于新闻传播学科学术主体性和独立意识的形成与强化，也同时促进了我国学术研究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从而反过来进一步推动我国调查性报道研究的理论化和国际化。如国际知名新闻传播类期刊《新闻研究》（Journalism Studies）早在2003年第4期即以专辑形式推出有关中国调查性报道的系列论文；2014年，史雯（Marina Svensson）、赛泽（Saether）和张志安合作主编《中国调查记者的梦想》（Chines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dreams）一书，并以中国学者所撰写论文为主。这既体现了国际学术界对我国调查性报道在地化研究的肯定和重视，也体现了在地化研究走向国际化的努力与尝试。

尽管如此，从整体来说，中国学者关于调查性报道的理论化水平还有待提高。除了少数学者一直在此领域勤于笔耕外，其他学者大抵只是在该领域留下雪泥鸿爪而已。这一方面使该领域的研究文献稍嫌薄弱，另一方面也使得学者理论观点之间的对话和碰撞不够充分，从而影响到调查性报道学术积累的应有深度及厚度。

（作者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叶子：《电视深度报道的节目形态》，《现代传播》1991年 第1期

②de BurghH. (2003) Kings without crowns? The re-emergence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Media Culture & Society25(6)801-820.

③基于作者于2011年3月对钱钢的访谈。

④参见：WangH. and LeeF. (2014) Research on Chines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1978-2013: A critical review, The China Review, 14(2): 215-250.

⑤苏钥机、王海燕等：《中华传播学术界的现况》，《传播与社会学刊》 2012年总第23期

⑥ZhaoY.Z. (2003) Watchdogs on party leashes? Contexts and implication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1(4)577-597.

⑦相关研究见：白红义：《从倡导到中立：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角色变迁》，《新闻记者》2012年第2期；白红义：《奋不顾身的“哀愁” ——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生涯研究》，《新闻记者》2012年第12期；WangH. (2010)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Oxford: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⑧一篇论文可能涉及一个或多个议题，因此在此项编码上，笔者遵循的是多选项而不是单选项原则。

⑨曹培鑫、蓝旭：《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探析》，《现代传播》2000年第6期

⑩王秀丽、韩纲、休梅克：《〈新闻调查〉1996-2005：一种框架分析》，《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12期

[11]展江、戴鑫：《2006年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综述》，《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

[12]张威：《IRE、调查性报道与中国观照》，《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3期

[13]张征、冯静：《〈明镜〉周刊与调查性报道》，《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3期

[14]张建中：《变革与发展：网络时代美国非盈利调查新闻组织的创新模式分析》，《现代传播》2012年第9期

[15]沈菲、张志安：《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现代传播》2011年第10期

[16]张志安、沈菲：《调查记者的择业动机及影响因素研究》，《新闻大学》2012年第4期

[17]张志安、沈菲：《调查记者的职业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8]乔云霞、胡连利、王俊杰：《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现状调查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

[19]陈阳：《当下中国记者职业角色的变迁：宣传者、参与者、盈利者和观察者》，《国际新闻界》2006 年第 12 期

[20]张志安、沈菲：《媒介环境与组织控制：调查记者的媒介角色认知及影响因素（上）（下）》，《现代传播》2012年第9、10期

[21]芮必峰：《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1期

[22][23]童兵：《政治文明：新闻理论研究的新课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3期

[24]薛国林：《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的关系新解》，《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6期

[25]王强华等：《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问题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