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报道：与受众对话共舞的大众传播

【摘要】全国两会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盛事，其新闻报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媒体的运用拓宽了媒体与受众的互动渠道，用户体验得以提升，圈场性互动模糊了传受关系，公共新闻逐步完善。多年的全国两会报道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基本模式，组织传播的视角、反馈流程的缺乏和网络非线性的传播导致报道内容的同质化、表面互动的单向化和氛围的泛娱乐化。自媒体时代，全国两会新闻报道若要出新出彩，传统媒体就应真正与受众共舞，打造共同议题为全国两会预热，构建双向互动的交互型新闻报道主体，突破传统叙事模式，发散全国两会余热，与受众平等有效对话。

【关键词】全国两会；新闻报道；互动；大众传播

中国媒体承担着向决策者反映社会问题和群众呼声，向受众传达政府决策、解释政府方针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全国两会新闻报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多年的全国两会报道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其组织传播的视角和反馈流程的缺乏导致报道内容的同质化和表面互动的单向化。新媒体快速发展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为传统媒体报道全国两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笔者以为，自媒体时代全国两会新闻报道若要出新出彩，需要积极与受众进行有效互动，以大众传播的理念进行新闻报道。

一、全国两会新闻报道应增强与受众互动

全国两会关系着国计民生，其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决定了全国两会拥有较强的历史政治使命感。全国两会新闻报道模式从最初的“宣传式”，经过“混合模式”，逐步跨入了“双向互动”的传播模式进程之中。[1]所谓互动，是社会互动的简称，指社会上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信息的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的社会交往活动。[2]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是国家权力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两会的性质决定了报道两会的媒体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与受众互动的必要性。

（一）全媒体运用：拓宽媒体与受众的互动渠道，提升用户体验

现代媒体有两个本质特征：一是虚构性，使不在场的东西变得仿佛在场；二是关联性，即一个符号的价值或意义不来自于本身，而来自于与其他符号的关联。[3]互联网的最大特征是用户与用户之间、文本与文本之间、网络与网络之间超出时间与空间的多维联系。传统媒体以传播信息自上而下的渠道控制和主流媒体的专业生产为特点。[4]单方向的信息传播容易使媒体故步自封，从报纸的利益需求和组织宣传的角度进行新闻采写。问卷调查、随机街访和“读者来信”的互动模式虽然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方式，但其互动形式和一般传统媒体资源的有限性限制了互动的规模和数量，影响了调查地域的扩大，调查结果难以具有代表性。相比之下，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媒体融合下多渠道互动，给予了受众真正表达观点的平台，拓宽了媒体与受众的互动空间。据《中国新闻出版报》统计，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有60多位代表委员先后在人民网、新浪网开通了实名制微博，与微博受众交流两会信息。当年，全国近30家媒体、60位记者在微博中注册，及时报道全国两会进展。[5]目前，微博俨然已成为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媒体记者与社会大众传播两会信息、交流议题意见的移动舆论场。2013年，人民日报首次建立了专门的统筹机制，利用微信群等网络技术进行沟通指挥，实现了互动两会的创新目标。[6]微信点对点传播与强关系社交的软件特性促进了微信空间内交流的有效性，微信群和公共平台订阅号的上线，为媒体与受众互动提供了新平台，与微博相比更为精致化的阅读促进了两者的深层交流，用户体验得以提升。

（二）圈场性互动：公民参政议政意识增强，公共新闻逐步完善

新媒体的发展促进了自媒体时代的来临，信息传受关系逐步模糊，信息内容的“组织中心”立场趋于弱化。媒介融合语境下传播具有交互性，传者与受者、受者与受者之间的互动使得大众传播的场效应与人际传播的圈效应交互融合，形成一种圈场性互动。互联网实质上是一个时空开放的网络空间，网民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反馈信息、参与调查、发帖跟帖、转发信息甚至引发热点话题的公共讨论也是网民参与的重要内容。[7]传统的传受关系正逐渐变为更为平等的、双向互动的“对话者”关系。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予受众更为广阔的视野和相对平等的媒介环境，公众在使用媒介产品中的主观感受更加受到重视。公民主体意识增强，参政议政的理念不断深化，逐步推动了公共新闻的实践与完善。公共新闻主张新闻报道与媒介活动相结合，强调新闻传播者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公众事务中，发起公民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寻求公共问题的对策，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8]全国两会中讨论的问题与公共利益息息相关，媒体的作用在于在调动公民积极参与讨论的基础上，反映公民对相关议题的意见与建议，解析两会政策，真正达到决策者、媒体与受众之间的三维互动。

二、现阶段全国两会新闻报道的问题

全国两会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盛会，历时长，跨度大，重要议题多，舆情复杂。全国两会新闻报道是对媒体整体采编水平、创新力和观察力的综合考验。然而近年来，两会报道已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程序性模式化的报道行为面对新媒体与门户网站的冲击，会议报道的问题日益显露。

（一）组织传播视角带来内容同质化

据全国两会新闻中心统计，2015年有3000多名中外记者采访全国两会。[9]两会会场新闻素材本身为媒体共享，独家报道机会有限，大批记者对同一素材进行采写编辑，报道内容的重复率明显提高。一方面，由于进入两会会场的人数有限，大多数传统媒体只能采用新华社的通稿，内容同质化趋势明显。另一方面，进入大会现场的媒体往往就两会开设不同的专题，甚至与门户网站联合，从新闻报道、图片新闻、议题评论和现场视频等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全方位报道。报道的全面性促进了受众对全国两会的了解和关注，本无可厚非，但大多数传统媒体运用大部分人力、财力对同一对象进行采访，极易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对其他同等信息的忽视，强化了读者对全国两会新闻的重复感和疲倦感。媒体具有议程设置功能，其对两会的媒介呈现对于受众的感知至关重要。一般媒体以组织传播的理念，从决策者的角度考虑会议新闻报道，宣传功用大于事实反馈，加之互联网空间内，信息传播速度快，多样的信息传播与传统媒体纸质呈现的有限性形成鲜明对比，极易造成读者流失。

（二）反馈流程缺乏导致互动单向化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民主进程的深入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些新的传播理念与手段在中国逐步萌芽。中国传统媒体市场化的经营方式和电子媒体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使中国媒体不得不不断考虑受众的需求。1999年，网络传播第一次走进全国两会，开了网友与代表委员互动的先河。每年全国两会召开之前，人民网等机构均会对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做出相关调查，2014年其两会品牌栏目《我有问题问总理》于短短近20天时间里，参与人次达到109万，提问总数7万余条。[10]“微博两会”盛行后，几乎所有传统媒体都建立了自己的官方微博，与读者进行交流的表象下实则问题丛生。相关学者将2008年至2012年人民网所统计的人民最关心的全国两会议题，与此阶段内报纸所刊登的全国两会议题进行对比，发现两者具有明显不同。[11]所谓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并未真正发挥互动效用，尽管大多数纸媒的权威性和知名度使其相关微博拥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名粉丝，但微博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被用来充当短新闻的发布平台。《新华日报》官方同名微博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基本上为转载“央视新闻”发布的信息，其开设的两会话题互动性也有限。传统媒体反馈机制的缺乏导致所谓媒体与受众的互动略显形式化，单向地要求受众给予观点表达却并不进行意见呈现，容易以大众传播理念之名，行组织传播行为之实。

（三）网络非线性传播引起氛围泛娱乐化

互联网的产生与发展在加速信息传播的同时，也为当今的舆论环境带来了挑战。与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方式不同，网络媒体凭借其超文本和超链接的特性，不以时间为叙事轨迹，而以空间为维度进行信息安排。与传统媒体合作的网络媒体，在将相关纸质报道电子化后进行重新排布，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和兴趣爱好对信息进行选择。娱乐性较强的全国两会花絮往往成为受众关注的焦点。网络非线性的叙事模式迎合了受众的阅读兴趣，也带来了时政新闻娱乐化的特点。时政新闻的娱乐化倾向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总统克林顿上电视音乐秀为标志事件，将娱乐和政治信息紧密结合的做法催生了“新新闻”理念在西方新闻界大行其道。我国的政治新闻娱乐化倾向，在近年的全国两会报道中逐步显现。[12]媒体对全国两会报道娱乐化现象的批评成为两会花絮报道的重要延伸。2015年3月，《解放日报》发表了《明星委员是否作秀，要看大家视角 姚明：希望更多关注我们担任委员后所做的事情》的报道，《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娱乐化的两会报道越来越被鄙视》的社论。但传统媒体对全国两会花絮的报道依然屡见不鲜。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新华日报》经常用一到两个版面，以图片的形式来报道两会背后的工作人员，花絮所占比例较大，趣味性有余但严肃性不足。《中国青年报》编辑陈小川认为，做好全国两会报道要同时遵循新闻规律和政治规律。仅有新闻规律而无政治规律，很容易使报道只能吸引眼球而缺乏政治内涵。全国两会是一场盛大的政治活动，只有遵循政治规律，才能抓住两会最吸引人的地方，反映出两会的核心价值。全国两会政治的核心内容是人民选出的代表和委员代表人民参政议政及对政府进行监督，两会报道要以关注这个核心事务为重心，才能做出真正反映两会政治场景的新闻。[13]政治新闻的过度娱乐化容易诱发受众的窥私欲，模糊两会焦点。代表委员中的明星代表由于其职业的知名度所获得的高关注度本无可厚非，但媒体过于聚焦于代表本身，容易忽略非主流群体而造成资源的不平等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