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坚持党性原则,核心是为群众提供有价值的新闻
延安时期,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尤其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基本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较为成熟、系统的新闻思想和新闻理论,将报刊广播视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而延安新闻报道的实践就充分体现了“为群众提供有价值的新闻”这一根本要求。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在其社论《致读者》一文中,清楚地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社论指出,“报纸的任务: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当时是将“党性”和“群众性”列为党报的工作原则和基本品质。从这一原则出发,要求新闻媒体要坚持党性与群众性的有机统一,为群众提供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在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新闻媒体(报刊和广播)是党的媒体,是无产阶级进行舆论宣传的工具,切实遵循党性原则,体现党的政治立场。通过强调“政治家办报”,加强了新闻媒体工作中党对新闻从业人员的领导和群众观念的强化,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后发表了总编辑陆定一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文章将事实确定为“新闻的本源”,并特别强调“事实”与“性质”二者之间的关系:一定要认识到“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都是第二性的,是派生出来的。马克思认为“报刊的本质是真实的和纯洁的”,他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和“谁在表达社会舆论,谁在歪曲社会舆论”作为划分好坏报刊的标准之一。延安时期我党所面临的环境十分恶劣,而新闻媒体在那种战争时期具有特殊的作用。坚持实事求是、群众办报的办报方针,坚持新闻传播的真实客观性原则,从“事实的第一性,彻底尊重客观事实”出发,提出了“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这一判断。在延安,陆定一等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的真实性与政治性及性质说进行了讨论澄清,号召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革命生产的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采访报道,反对“客里空”,拒绝虚假新闻和不实报道。后来,在由《晋绥日报》发起的著名的“反客里空”运动中,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当时较为普遍存在的新闻报道中的种种不良做法,纠正了在土地改革宣传中的错误倾向,维护了党的新闻媒体信息传播的客观真实性,大大提升了党的新闻报刊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当前社会语境下,媒体呈现多元化,除了传统大众媒体外,还出现了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信息聚合平台,在这一平台之上,如何坚持党性原则,如何为群众提供有价值的新闻报道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即使是传统大众媒体也出现了都市报、晨报、晚报、经济台、交通台、娱乐台等市场类媒体。这都迫切需要创新观念,将党性原则与现实新闻报道结合起来。新闻战线的老领导、长期在中央管理新闻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指出:“我们的报纸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立场。”[3]新闻工作是推进党和国家建设的伟大机器,新闻工作者是宣传家、教育家和组织家,因此,我们的新闻媒体要适应时代的变迁,要熟悉党的路线、方向、政策和工作的具体要求,反映人民群众的各方面需要,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的。
延安时期的新闻工作既是为了满足广大群众政治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从事革命事业提供强劲的思想动力,绝不是消极的有闻必录,而是成为各种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充分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到办报中,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监督,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成为党的新闻传播事业顺利发展的不竭动力。新媒体环境下,一些人要求照搬西方的媒体体制模式,弱化党性原则,在新闻报道中从西方的价值观出发,选择传播的信息内容,采用哗众取宠的报道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
当然,我国的新闻报道,也有一个需要放开眼界、勇于创新的任务,要不断创新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形态,不断探索新闻报道的特殊规律。坚持党性原则,不是只报道成就,而不反映问题;不是只报道领导会议讲话,而不报道如何贴近普通百姓的现实需要,“新闻是从群众中来的,要采访新闻,就需要深入群众,善于接近群众中的各种人物”[4]。“有价值”的新闻报道是一种判断,是基于社会时代的发展、国家的发展和党的宣传工作中心而进行的一种判断,因循守旧固然不对,而盲目跟风、脱离实际、胡乱创新,以噱头换眼球,造成社会媒体环境的恶化、舆论环境复杂化等更是与党性原则相违背,违背了“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如果群众生活里面产生出来的种种人物、种种智慧、种种经验、种种问题,不能占据我们报纸主要篇幅的话,那么这样的报纸仍然是脱离群众的。”[5]
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断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是对我国新闻媒体的一贯要求,而在网络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放大器”的社会语境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不断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明确地指出,记者的笔“是人民的笔”,而新闻工作者“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在新闻报道实践中“不能采取轻率的、哗众取宠的、‘客里空’的态度,而应当采取负责任的、谨慎的、严肃的态度去做工作”[6]。这都进一步强调了以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引领社会舆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这也成为无产阶级新闻学的逻辑起点。
当下,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交流的渠道日益多元化。人们通过不同的接收终端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解,媒体竞争更为激烈。一些新闻媒体出于赢利目的,单纯为了市场利益,博取眼球效应,而将未经证实的信息传播出去,造成了虚假新闻报道的产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必须加以重视和改进。同时,也需要把握媒体服务对象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形成一个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
摆在我国新闻工作者面前的另一项任务,是要解决通过不同渠道传递的碎片化信息冲击人们有限的注意力的问题。毫无疑问,党的新闻媒体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媒体,是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沟通渠道。但也要看到,当下新闻媒体所面临的社会语境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手机、客户端等新型媒介传播平台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碎片化的信息,对传统党报媒体构成强大冲击。为了追求最大的点击率、转发量,一些新闻从业人员报道假新闻,扭曲事实真相,捕风捉影,对事实任意进行曲解,导致受众对新闻报道信任度降低,进而大大影响了新闻媒体的权威性。社会上甚至出现宁肯相信小道消息,也不认同媒体报道的极端情况,使得一些新闻媒体丧失了在社会舆论中的主动权和引领作用。
在新媒体语境下,新闻媒体更应该遵循新闻信息传播的客观真实规律,尊重事实,密切联系群众,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不断创新传播的内容和形式,积极主动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媒体语境下,每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特别是在突发性事件中,主流媒体可能还未来得及介入到真相的报道中,各种信息就已经充斥新兴网络媒体中,这些通过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平台传递的信息可以迅速形成有影响力的舆论压力。这是新媒体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变化。新闻工作者不能跟风报道,要客观、忠实、朴素地叙述所见所闻的事实,应该冷静地分析各种信息,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把握事件的主要方面,揭示事件的真相,以正确的导向来引领社会认知,对不良社会倾向提出批评,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
“群众办报”的群众路线是延安时期党对新闻工作的理论创新,并发展成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根本路线。在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社会媒体语境不断变化的当下,群众路线更凸显出其现实意义。媒体不能关门来办,应该面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同时也不能一味地迎合,要有高屋建瓴的本领,把握大方向,采用新鲜活泼的形式,为人民群众提供真正高质量、有价值、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新闻报道,以新鲜活泼、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闻报道来教育、组织、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刘修榕为央视网记者;刘行芳为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教授;高宪春为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习近平主持[EB/OL].http://cpc.people.com.cn/n/2013/0419/c64094-21205977.html.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899.
[3]胡乔木.胡乔木谈新闻出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转引自朱家梅.胡乔木新闻思想述论[J].中国出版,2011(7).
[4]程丽萍.新闻从群众中来[J].新闻前哨,2012(11).
[5]胡乔木.胡乔木谈新闻出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转引自朱家梅.胡乔木新闻思想述论[J].中国出版,2011(7).
[6]吴高福.新闻学基本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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