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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报刊发展动因

庞新升

2015年07月13日15:03    来源:新闻爱好者    手机看新闻

“巴黎和会”也使人们看清了西方所谓民主、自由的虚伪。此前,许多人曾把一战协约国的胜利看作是公理对于强权的胜利。美国总统威尔逊当时表示,“第一,绝不允许各国依仗强权侵害别国的自由平等;第二,绝不允许各国政府依仗强权侵害民众的自由平等”。因此,陈独秀称其为“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人”,并把“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作为《每周评论》的宗旨,对英美的自由主义抱有很大的期望。但结果使人们的幻想迅速破灭。陈独秀在第22号《每周评论》上发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不得不承认:“现在仍是强盗的世界,现在仍是公理没有战胜强权的时代。”紧接着在第23号《每周评论》上他提出,我们国民必须有“(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他提出的新目标,一是“以强力拥护公理”,二是“平民征服政府”。

其后爆发的“五四”运动,由于工人阶级的加入,形成了席卷全国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知识分子亲身体会到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威力。同时,德奥工人阶级对结束欧战所起的重大作用、西方劳资矛盾尖锐、工人阶级为争取生存权利而斗争的消息又不断传来,使知识分子确信,在探索建立“最善……最合理的社会”时,不仅不能避开劳动问题,而且要把它作为重大问题来研究。1920年6月17日《民国日报》一篇文章曾经写道:“劳工神圣!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与劳工为伍!这种声浪,在杂志界和报章上,也闹得更高了;一般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讲几声”。这是对“五四”后人们大谈劳动问题的真实写照。

这时,广大青年对“劳工”的理解,已不再像蔡元培那样把工农、知识分子甚至资本家等一切从业人员,都包括在“劳工”里面,而是把它用来专指工、农等体力劳动者。

对劳工的理解和重视,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5月,李大钊将他轮值主编的《新青年》六卷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号”,并发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年8月,《每周评论》发表李大钊写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旗帜鲜明地批判胡适鼓吹的实用主义哲学,文章指出,必须“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作指导,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同各种思潮的斗争中进行,最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关心和帮助下,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对社会主义的纸上讨论,而开始转入实际行动,筹建党组织的活动差不多同时在各地展开,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开展工人运动,组织新型工会。为了这个目的,第一批小型工人报刊相继出版,最有名的就是上海的《劳动界》周刊、北京的《劳动音》周刊、广州的《劳动者》周刊。它们都明确表示要“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为他们提供“阶级斗争的工具”,努力宣传组织工农群众、依靠工农群众改造社会的舆论,突破了旧新闻纸只注重“督军的举动”和“阔人的一言一行”、面向上层的圈子,使报刊宣传的眼光“触及到全社会的生活上”,逐步和工农大众相结合。

“五四”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变幻莫测,无论是言救国,还是言生计,都迫切需要了解信息,而且希望信息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谁来及时准确提供信息呢?

旧式政党报纸不能担负此任。当时津贴贿买报纸成风,从中央到地方,各派军阀官僚政客纷纷以津贴方式贿买报纸,为自己作鼓吹。不少资产阶级报人沦为文丐,卖身投靠,形同妓妾,到处要钱、打秋风,将办报作为营私牟利或夤缘奔竞的手段和捷径。这些报纸接受津贴,也沦为军阀、官僚政客的喉舌,为他们说话,不惜造谣、欺骗,毫无公正可言,早已失去了读者的信任。

“五四”后大量产生的学生报刊,资金有限、版面有限,新闻来源狭窄,学生的新闻工作经验也不是太多,加上政府压迫,多旋生旋灭,故而也不能担负此任。

能够担负此任的便只有那些以传递新闻为主的资产阶级报纸了。

实际上,在戊戌变法以后,一些新创办的资产阶级报纸开始更加注意报刊的经营与管理,在营业上精打细算,锱铢必较,力图把报纸办成资本主义企业,使报纸的销路不断扩大,有较多的广告收入,但当时社会动荡,民族工商业发展迟缓,报纸自身缺乏物质基础和资金实力,社会对于商情介绍也无甚需要,报纸的馆舍和编辑条件都十分简陋,“多数报纸既无机器以印刷,又无访员之报告,斗室一间,即该报之全部机关,编辑仆役各一人,即该报之全体职员,印刷则托之印字局”[8]。这说的还是民国初年北京的事实,其他地方可想而知。报纸的发行一般也就千把份、一两千份。一战爆发后,由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中国国内民族工商业有了发展的机会,广告的数量陡增,广告的收入在报纸各项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一部分报纸,像《申报》在史量才接办后,经营有方,经济实力增强,1915年,就自己买地,在上海报界率先自建馆舍,1918年搬迁到新馆舍,是一座5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宏丽宽敞,馆中设备一应俱全,令各报羡慕不已。当时世界上轮转机和先进电讯设备等都已经有了。《申报》原来的印刷机器一小时仅能印4张一份的报纸3000份,史量才在新馆落成那一年,从美国买回当时最新式的印报机,一小时可出报3万多份,到1921年,又先后添购3台这样的机器,报纸的销量达到4.5万份。《新闻报》也更换了先进的印刷设备,1921年时销量达到近6万份。报纸真正可以当作企业来经营了。

另外,报纸传递信息的职能在这一时期得到强化。此前,从戊戌到辛亥,报纸多以言论针砭时政,抨击当局,开启民心,鼓吹革命。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多数是报刊政论作家。辛亥革命后,由于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北洋军阀中的皖系、直系、奉系又相继执政,他们钳制言论,动辄封报捕人,多数办报人不愿以言论贾祸,评论由此大量减少,新闻的采访与写作受到重视。除增派地方通讯员外,力量比较雄厚的报纸还设立采访部,争聘一流的人才长驻北京,用专电和通讯的题材报道新近得到的消息。个别大报还派出驻外特派记者参加重大国际会议的采访活动。云谲波诡的时局动态,侜张为幻的议会新闻,显要人物的大言谠论,以及各派政治势力幕前幕后的活动等,都成为其中的主要内容,开始出现以新闻的采访和写作而成名者,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胡政之、张季鸾等。与之相应,出现了不少新创办的通讯社,最有影响的是1918年7月邵飘萍在北京创办的新闻编译社,“每日总有一二特殊稿件,颇得各报好评”[9]。

新闻学也得到激进式发展。一些出国留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注意选修新闻学课程。新闻教育开始为一些资产阶级报人和教育家所重视。“五四”以前,全国报界促进会就曾经通过设立新闻学校的议案。1916年1月,上海《商务报》曾经有过一个招学生10名赴日留学,专攻新闻,“年赠学费日币三百元”的计划。1918年起,北京大学增设新闻学课程,供文科各系学生选修,开我国大学开设新闻学课程之先河。同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起组织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新闻学研究会,“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第二年,即1919年的4月22日,他又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新闻学刊物,也是其会刊——《新闻周刊》。担任该会导师的徐宝璜和邵飘萍,根据各自在会上演讲的讲稿整理出来的两部著作——徐宝璜的《新闻学纲要》和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以及1917年出版的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一起,成为国人自己编写出版的最早一批新闻学和新闻史方面的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研究新闻采访工作的专著。

上述情形无疑为资产阶级大报企业化创造了条件。这些报纸一般设在外国租界,租界的特殊环境也有利于其发展。当然租界并非中国报刊的自由天地,但相对于任意肆虐的封建军阀统治来说,毕竟租界当局多少还要标榜言论自由和民主,而且像《申报》《新闻报》这样的老牌大报和租界当局都有些联系,使军阀政府不敢随便封禁。(作者单位: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参考文献:

[1]胡正强.《新青年》的编辑经验和教训[J].编辑之友,2004(2).

[2]梁启超.《清议报》——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经历[M]//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N].新民丛报(第17号),1902-10-03.

[4]陈独秀.一九一六年[J].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

[5]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J].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6]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J].新青年,第5卷第5号.

[7]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中国近代史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M].北京:中华书局,1986:946.

[8]熊少豪.五十年来北方报纸之事略[M].最近之五十年,《申报》出版,1922.

[9]汤修慧.一代报人邵飘萍[M]//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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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筱悦(实习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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