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报刊发展动因

【摘要】“五四”时期是新闻界的一个繁荣时期，主要体现在：其一，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新闻力量的崛起，使北洋军阀时期堕落的新闻事业走上了一条新生之路；其二，探索社会改造的学生报刊大量出现；其三，第一批工人报刊创办；其四，以《申报》和《新闻报》为代表的大报企业化。出现上述发展的成因，涉及当时的思想启蒙、社会救亡、对劳动问题的空前重视、对国内外信息的大量需求以及民族资本主义和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等诸多方面。

【关键词】“五四”时期；新闻事业；报刊发展

“五四”时期是承上启下、新旧交替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以思想伦理革命为先声，引发了其他领域的各项革命，使整个社会尤其是思想文化界，出现万象纷呈的局面，新闻界进入了又一个繁荣时期。

这个时期，新闻事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新新闻力量的崛起。所谓新新闻力量，是相对于北洋军阀时期的政党报刊而言的。北洋军阀时期，报纸言论退化，报格卑下，许多报纸已经成为不同政党和派别相互炫耀、吹捧乃至攻击、造谣、大打通电战的工具，谁给钱就给谁帮腔，报格早已被抛诸脑后。此外，迎合市民低级趣味的社会新闻、诲淫诲盗的黄色新闻和矜奇炫异的所谓黑幕新闻充斥版面，严重毒害读者。所以，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党手里，报界一塌糊涂，毫无前途。１９１５年，《青年杂志》（从第二卷改名《新青年》）创刊，宣布“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提出“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政党运动”的口号，注意力不在官吏、贵族、士大夫、职业革命家、个别革命组织，而在一般平民、追求上进的青年学生，立足于思想、文化的启蒙，以求提高国民觉悟。尽管它初创时，“不但支持者少，就连反对的声音也很少听到”［1］，但到１９１８年末至１９１９年初，《每周评论》《新潮》《国民》创刊后，思想文化战线的形势就大大改变了，封建主义的牢笼已被冲破，百家争鸣的局面开始形成，新的文化已经有了沛然莫能御之势，这个发展又推动了新闻界更大的发展。

所以说，《新青年》的创刊，划出了新闻史上的一个时期，使北洋军阀时期堕落的新闻事业走上了一条新生之路。

其二，探索社会改造的学生报刊大量出现。“五四”运动以后，要求社会改造的呼声十分高涨，对社会改造的探索成为时代潮流，不仅大学生普遍办报纸、刊物，甚至连一些天真烂漫的中学生也在自己的刊物上热情洋溢地发言，不仅在新文化运动影响较快的大城市是这样，甚至连内地的小县城也有人踊跃办刊，一时间，宣传新文化运动，探索变革的刊物骤增至四五百种，空前活跃。

其三，第一批工人报刊创办，主要是１９２０年在上海、北京、广州出版的《劳动界》《劳动音》和《劳动者》周刊，这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良好开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早尝试，不能不说是“五四”时期报刊的发展之一。

其四，以《申报》和《新闻报》为代表的大报企业化。所谓大报企业化，是指将报纸当作工商企业来办。报纸的政治态度、言论方针、新闻业务、经营管理等，都以是否盈利为轴心。大报企业化代表了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趋向，那就是，报纸要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工具，新闻在报纸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像《申报》《新闻报》两报，在当时，虽然不能在思想界、舆论界执牛耳，但它们在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新闻业务的改革方面，却走在了新闻界的前头。

为什么“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会有如上之发展？

资产阶级革命家最初设计的一套保障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新闻思想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完全不能实现，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要想成功，需启发国民觉悟，发动一场国民革命，而启蒙，就需要报刊，旧的政党报纸不能担负此任，就另办了《新青年》。

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起，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就赞美报纸是“舆论之母”，是“教师之师”，是“摧残专制之戈矛，防御国民之甲胄”，强调“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2］，“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为其响导者是也”［3］。

通过资产阶级志士仁人的努力，也确实在民国初建的那一两年中，造成了一个各种报刊大量出版，通讯社也开始出现的似乎很繁荣兴旺的局面。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不仅如此，而且连“民国”的外衣都几乎未保住，接连发生的两次复辟丑剧，使新闻事业也遭到极大摧残。

自癸丑报灾以后，各地屈指可数的几家报纸都已成了政党争权夺利的工具，报纸言论退化，报格卑下，黄色文字泛滥，正直的记者如黄远生连在国内立足都不能够。这样的事实告诉人们：做舆论代表、监督政府云云不是由个人动机决定的，而是由政治决定的。新闻事业不能发展，关键仍在政治问题没有解决。

政治问题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的头号主题，像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是报人，但更是政治家、革命家。所以，他们当然不会是仅仅从新闻事业发展这一角度去考虑而要求改变政治，但他们一定从他们的办报经历中认识到了政治需要改变。

陈独秀认为，以往历次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益于国民根本之进步”［4］。他说：“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曰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府，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5]

这就是说以前的革命，最多只是运动群众去实现反帝或反清朝的目的，多数国民并没有自觉的民主要求，自然会让极少数人主导宰割。

我们今天都知道，民主政治包含民主政体和民主意识两部分，全体国民不具备民主意识，所谓民主政体不过是空架子而已。所以，民国虽号称“共和”“立宪”，但同过去的封建统治相比，不过是换了个招牌，人民仍然不过是盼望好皇帝和好官，仍不过是“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而已，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必须唤起民众的觉悟，来自觉、自动地争取民主。

这些看法无疑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

那么，依陈独秀说，“觉悟”什么呢？他说：“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徜徉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之觉悟为最后之觉悟。”[5]

所以，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发动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旧伦理、旧道德，打倒孔家店，宣扬西学。新文化运动实质是一场关于“人”的运动。

这场运动为什么不是在当时的报纸上展开的呢？原因不是报纸这种工具不适用，而是那时的报纸，主要是旧式政党报纸，不愿意展开反封建的文化斗争，不能起思想文化运动中心的作用。

中国的新闻事业同政治斗争有着天然的联系，近代报刊的产生就是因为政治斗争之需要，之后，任何一份有影响的报刊，几乎都是为进行政治斗争而创办的，《新青年》的创办也不例外。由于它被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掌握，领时代潮流，所以其日后一跃成为“舆论界之明星”是顺理成章的。

新文化运动塑造了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以后，救亡又一次压倒启蒙，这一代知识分子担负起行动的任务，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大批学生报刊应运而生。

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就是唤起民众的觉悟，而最先觉悟的是青年学生。这是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恽代英等是他们的代表。

这一代人大多数出生在戊戌变法前后，生长在清末民初中国政局最动荡、最混乱的年代，义和团英雄们的壮举才刚刚结束，皇上、维新党、革命党都是为人熟知的字眼，这些对他们童年、少年的心灵无疑会产生深刻影响。

辛亥一役，赶跑了满清皇帝，朝野之震动是不必说的。尽管建立的是一个名不副实的共和国，但对人思想的解放仍是巨大的。“学而优则仕”的旧封建路途不再那么正规，政局一塌糊涂，思想一片混乱，控制相对放松，意识形态领域似乎成了空白，当封建的伦理道德思想还没有在他们心中确立神圣地位的时候，启蒙思想家又给他们送来了令人耳目一新、更容易被接受的西方思想文化。对现实不满、热心救国的青年学生犹如大旱逢甘霖的禾苗，贪婪地吮吸了大量的新思想、新文化，而后就希望大干一场。

对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在五四时期，批判封建思想，接受西方文化可以说更多地停留在理智层的意识领域，而较少体现在行为机制上，他们对人生世事、对人际情感以及各种有意识、无意识的心态积淀，仍然是传统中国的传统式的悲愤、感伤、哀痛和激昂，而新一代知识分子则已经成为勇敢的行动者，尤其在“五四”以后，抗婚、要求男女同校等都是他们的行动，表现在国家命运上，则已经不满足于伦理革命，而切实地探索近期内改造中国的途径。

所以说，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并没有进行到底，或者说还远远没有进行到底。启蒙思想家对旧传统、旧思想的批判，对西方文化思想的介绍大多还都停留在感性的、浅层的、带有明显好恶情绪的层次，根本没有在理性中形成有充分说服力的体系。况且启蒙的面十分狭窄，远远没有深入到国民中去，但是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人们要求谈救国，而不是谈伦理道德。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陈独秀不得不带领浩荡的知识群众朝另一个方向前进，这个方向就是救亡的方向。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这是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对严复说的话。当时严复劝孙先办教育，再行革命，孙中山这样拒绝了他的意见。在中国近代，救亡的任务总是太迫切，使革命家们总是无暇思考、讨论人生道德问题，“五四”以后，觉悟了的知识分子在国难面前又是如此。

假如没有“五四”运动，广泛的改造社会的呼声或许还要晚几年才能作为历史的呼唤被提出，“五四”一爆发，民心大开，政府的无能腐败又在运动中更加暴露，先进知识分子心中对国难的深切关怀，对反动政府的强烈不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匡时救民责任感一下子爆发出来，一发不可收。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中发表文章集中反映了当时青年们的思想状况。他说：“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当时一个杂志的创刊宣言这样说：“我们处在中国现在的社会里头，觉着四周的种种环境、层层空气，没有一样不是黑暗、恶浊、悲观、厌烦，如同掉在九幽十八层地狱里似的。若果常常如此，不加改革，那么还成一种人类的社会吗？所以，我们不安于现在的社会，想着另创一种新社会。”

探索社会改造，已成一股时代潮流，连洋溢着天真烂漫朝气的中学生也满怀热情、信心十足地发言：“我们是中等学校的学生，本没有什么充足的知识、高深的理想，哪里配得上发刊什么杂志呢！不过是想求知识的充足，必定要切实地研究学术……又因为我们多是程度相等的学生，研究的结果，不定就能真实贯彻，一定要请大家来批评指教的，所以又发刊这种出版物，作为我们发表思想，并供大家批评、指教的机关。”

即使离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较远的地区也不例外。成都《星期日》的编者曾有如下描述：“中华民国八年（即１９１９年）七月十三日，成都市上初次发现小小的一种定期出版物——《星期日》周刊，这就是本报产生的纪念日。尔时世界的新潮正从大西洋里飞也似的翻滚而来，在东亚大陆沿海的地方受了这一番震荡，都激越起无数波涛澎湃的声音。那雪练似的长江，仿佛成了渡越世界新‘潮’的电线，竟自冲破了夔门——巫峡——滟滪的滩头，笔直地透到细流纵贯的成都，也微微发出一些儿声响。这便是《星期日》产生的原故。”

所以说，“五四”运动的胜利对于当时接受了新思想的激进知识分子来说，不是斗争的结束，而只是个开头。中国依然黑暗、贫弱，依然是“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总之，依然是“百事不如人”。社会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近代以来的救国、强国任务并未完成，这样，改造社会的呼声从新一代知识者口中又一次喊出，改造社会的探索在新一代知识者中又一次展开，就是很自然的了，大量学生报刊应运而生。

“五四”以后对劳动问题的重视，加之建党的需要，产生了第一批工人报刊。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就已经开始普遍重视劳动问题。

陈独秀作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批判封建思想文化时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他把思想伦理革命作为社会进步的枢纽，没有找到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因而不能给人们指出争取实现民主政治的明确方向。这一点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正在探索社会改造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思维。李大钊认为，这是“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说，“俄国式的革命”潮流成为“全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的群众运动，成为“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20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6]。

从俄国革命中，他们看到了劳工联合的力量。蔡元培１９１８年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李大钊更是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大联合》《劳动教育问题》《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号召青年仿照俄国青年志士的活动，“到民间去”。他说：“要想把握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能认清这个道理。”他还称当时知识青年进入城市，为了获得官僚地位而奔走，在“吃喝嫖赌”中消耗青春的生活为“鬼”的生活。他指出，劳工阶级从“机械”“牛马”变成“人”，知识阶级则由于以知识去支援而从“鬼”变成“人”。

但此时他们所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做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还是脑力，都是劳工”[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