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概念再辨析——兼论近年国内外的框架研究

【摘要】目前，中国国内的框架理论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研究体系不完善，“框架”概念使用混乱，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一种较为清晰的分类方式，以研究范畴为分类标准，将其划分为文本框架、生产架构以及影响架构，并以此分类方法对国内框架理论研究现状作简要分析，提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建议。

【关键词】框架；框架分析；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最初来源于社会学和心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新闻传播学领域，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然而时至今日，框架理论仍是一个尚未发展完善的理论，没有形成相应的结构体系，观点和概念的界定相对模糊。尤其在国内学术界，由于语言的差异性等原因而造成概念使用混淆的情况比较明显，这给框架理论的研究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一、“框架”概念再辨析

（一）框架概述

“框架”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55年贝特森的《关于戏剧与幻想的理论》，他认为框架是一个有限定的阐释性的语境。随之，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框架”概念有了进一步的探讨。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他的著作《框架分析》一书中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是“个人将社会生活经验转变为主观认知时所依据的一套规则”[1]，而心理学家则认为框架是一种“基模”，即指导人们将外界信息符号化并赋予意义的过程，将感觉变成知觉的心理要素[2]。前者更为关注社会现实的建构问题，后者则更倾向于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决策与改变。

20世纪80年代后，框架理论进入到新闻传播领域，进而成为传播学者重点关注的理论之一，然而学者对于框架的定义众说纷纭。吉特林将“框架”一词定义为“媒介框架”，认为它是“关于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表现时所使用的准则”[3]。而恩特曼把框架理论作为媒介研究的一种范式，将“框架”定义为“通过强调某种定义，某种因果解释，某种道德评判，以及推荐某种解决办法以选择和凸显事物的某些方面”[4]。甘姆森则从媒介层次的视角出发，认为“框架是一组有组织性的中心思想，不但能让相关事件产生某种意义，并建议什么才是主要的议题”[5]。潘忠党是从认知角度将“框架”定义为“认知装置”。这些定义延承了社会学和心理学上的框架概念，将之应用于媒介研究领域，并经常以新闻报道为对象探索“框架”概念的内涵与范畴。从本质上看这些定义具有一致性，具有一致的理论来源，但其含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侧重于新闻的构建，有的侧重于受众的认知与意义构建。由此不难看出“框架”概念的跨学科、多取向、交叉性的特点。其实在英语语境下，“框架”一词有着名词性与动词性的双重含义，而在国内许多研究中常常以“框架”一言概之，在使用过程中经常有定义不明、使用不清的状况。学者潘忠党的划分较为清晰，他以“框架”表示它的名词性含义，以“架构”来辨明它的动词性含义，以“架构分析”来指代框架理论的研究领域。

对于“框架”一词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而论及框架分析这一研究领域，研究者因其框架定义不同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甘姆森指出，一个成熟的框架分析应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关注生产过程；二是考察文本；三是关注在意义协商中受众与文本之间的互动过程[6]。朔依费勒则综合了25年的框架调查研究，将框架的过程分为四部分：框架构建、框架设置、个人层面的框架效果、作为受众的记者[7]。De Vreese关注三大部分，即新闻编辑室的框架、新闻框架以及框架影响，并将新闻编辑室的框架到新闻框架的过程称之为框架构建，将新闻框架到框架影响的过程称之为框架设置[8]。潘忠党则将框架分析分为话语、话语的构建、话语的接受三大范畴。学者臧国仁从研究方法不同的层面上将这些国内外学者在框架分析领域的研究取向进行了划分归类，主要有“范戴克的‘批判论述’分析取向，甘姆森以及雷恩的‘诠释包裹’分析取向，谭克达的‘框架清单’分析取向，潘忠党与克思基的‘论述结构’分析取向”[9]四种。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基本都涉及生产分析、内容分析和效果分析这三个领域的问题，可以作为我们梳理框架理论的一个依据。

（二）三个层次

从以上众多定义与概念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国内外的学术研究中，“框架”概念不一。所以，我们将借鉴学者潘忠党的“框架”与“架构”之词，以研究范畴为分类标准梳理“框架”概念，将其具体分为文本框架、生产架构和影响架构三个层次。

1.文本框架

在框架理论的研究文献中，占据比例最大的当数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研究类别（文字内容分析、图片内容分析）。这部分的资料收集相对容易，研究也最为成熟。多采用量化的内容分析和质化的文本解读等方法，主要研究媒介产品中所呈现的符码现象及其阐释意义，指向媒介文本的框架，强调框架的名词性含义，我们将它称之为文本框架，在新闻传播领域可指新闻框架。此外，对于广告、小说等文本亦可研究其框架内容，但目前研究者主要是针对新闻框架进行研究。

2.生产架构

一部分框架理论研究文献主要从来源方面探讨文本框架如何形成。以新闻报道为例，从选择新闻素材到刊登新闻稿的过程中，有许多影响其构建的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外部要求（行业规范、政策环境、编辑要求、单位的风格定位等）、内在能力（新闻生产者的素质、操守、能力、经验等）、新闻对象（新闻价值）、受众的态度兴趣取向、社会文化等等。这一部分文献主要考察文本框架如何被生产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分析媒介生产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互动关系，强调生产过程中文本框架的动态构建，我们将它称之为生产架构。生产架构多采用定性访谈和观察法，也经常通过文本分析考察构建机制，这对于研究新闻生产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框架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影响架构

可以说，受众方面是框架分析的一个重点，这一部分文献主要研究影响过程中文本框架的动态设置，我们将它称之为影响架构。影响架构研究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文本框架对于受众框架的影响过程、因素及程度，包括对个人与群体的认知、态度、行为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环境尤其是拟态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受众已有框架对于文本框架形成的结构性影响以及受众新框架的形成。在国外的许多研究中，经常采用实验、统计的方法量化受众框架的影响及其程度，以此为基准测定文本框架、生产架构及影响架构。

二、国外的框架研究

本文将以文本框架、生产架构、影响架构这三个层次对国外学者关于框架理论的研究进行简要分析。

（一）对文本框架的研究

在文本框架研究领域，新闻框架是我们最常看到的研究对象，使用最多的是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其一，对文字的内容分析，如GlennW.Muschert在《校园枪击案的媒介报道中的框架演变》中探讨了1999年哥伦比亚中学校园枪击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新闻框架的转变过程，分析认为其报道从最开始关注发生了什么，到逐渐关注国家本身的问题[10]。其二，对图片的内容分析，如Michael Griffin在文章中论述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有关“恐怖主义战争”的美国新闻照片的本质，探讨新闻照片也是一种新闻框架的问题，并且认为这些照片主要为建立官方话语的叙事主体服务[11]。

在文本框架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如何能确定和辨识文本框架，这是研究者不断探讨的问题。以新闻框架为例，Cappella和Jamieson提出新闻框架应该满足四个条件：可识别的概念和语言特征；可在新闻事件中普遍观察到；与其他框架相区分；有具象有效性[12]。坦克特曾提出一个由11项指标组成的“框架列表”[13]。Chyi和McCombs用一个二维的测量方案，提出系统化的方法来研究新闻框架[14]，并通过内容分析法研究哥伦比亚拜恩中学枪击事件的新闻报道，从而确定哪些新闻框架突出新闻事件。更多的学者则是在内容分析的基础上对文本框架进行了类型划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恩特曼1993年提出的四种框架类型，即界定问题、确定问题成因、做出某种道德判断、提出解决方案或改善方案。Shanto Iyengar曾将新闻报道中的框架分为主题式结构框架与片段式结构框架[15]；De Vreese则认为新闻框架包括特定议题框架与通用框架，特定议题框架意味着不同的议题都有其不同的框架，而后者则意味着不同的议题中存在着共同的框架[16]。

国外对于文本框架的研究十分丰富，角度也各有不同，对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报道的新闻框架的关注度较高。

（二）对生产架构的研究

在生产架构方面，研究者多采用定性的方式来探索。如De Vreese曾提出过“框架构建”的概念，潘忠党和克思基绘制了新闻话语生产过程的图式，他们都从新闻生产的角度研究框架的形成。也有学者通过文本分析来考察新闻构建机制，如吉特林运用框架理论分析20世纪60年代美国媒体关于学生运动的报道时就曾涉及新闻业的运作问题。Shoemaker与Reese（1996）在其文章中指出新闻构建结构因素的重要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记者与新闻组织对议题的处理[17]。还有，Cappella与Jamieson（1996）在《新闻框架、政治制度和媒体制度》一文中，认为政治制度、媒体制度对新闻框架有重要影响[18]。

生产架构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研究者多承接社会学传统，从社会大环境的视角或着重强调文化因素来探讨这一问题。

（三）对影响架构的研究

在研究文本框架对受众框架的影响方面，Price和Tewksbury在《新闻价值与公共舆论：媒介启动和框架的理论阐释》一文中认为，不同的新闻框架会影响受众对政策的支持态度[19]。有学者针对某一特殊群体探讨影响架构的问题，如朔依费勒将记者这一群体单列出来，研究记者对于文本框架信息的循环反馈。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实验法是研究者探讨影响架构的主要方法之一，如Coleman R.和Banning S进行了视觉框架实验，认为社会抗议的消极照片会在受众中产生更多的消极影响[20]。

在受众已有框架对于文本框架形成的结构性影响以及受众新框架形成的研究方面，Chong和Druckman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他们在《竞争优化环境中的框架理论和舆论形成》一文中探讨了个人和环境参数对框架的影响，认为框架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是框架的强度和普遍性、框架接收者的知识与动机以及已有框架[21]。Priceetal则认为，宗教、道德、法律以及群体的意识形态构成等方面影响受众个人框架的形成，并且在实验中发现许多受访者在选择时有着可替代性框架[22]。

不难发现，国外的影响架构研究多以政治传播为研究载体，探究媒介框架与政治和社会权利问题之间的关系。

（四）与其他理论的比较研究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在国外的研究文献中，研究者经常将框架理论与议程设置理论、启动效应理论等相比较，通过深入比较相关的概念来进一步探讨“框架”概念的内涵和测定方法等问题。如Samuel认为这三个理论没有区别，可以等同使用[23]。麦库姆斯则将框架看作第二层属性议程设置中的核心属性。Cappella则认为，框架研究关心的是议题如何被处理，议程设置则关注议程被媒体处理的频数。Price和Tewksbury认为启动效应和议程设置属于可接近性效果，框架属于可适应性效果。2007年3月《传播学杂志》专门出了一期新闻框架、议程设置、启动效应的理论解释特刊，如Scheufele、Tewksbury的《框架、议程设置和启动效应：三个媒介效应模式的进化》，David H.Weaver的《关于议程设置、框架理论和启动效应的想法》[24]等。在这期特刊中回顾了三种理论和它们在媒介研究中的根源，比较这三个理论的几个层面，描述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