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國內輿論學理論、方法與實務研究的主題與問題【3】

王君超認為，“打通兩個輿論場，意味著主流媒體依靠其公信力和權威性，通過微博信息傳播發揮輿論影響力，實現政策信息與網絡民意的水乳交融”[17]。

3.輿論生成機制

隨著新媒體技術的迅猛發展，網絡媒介成為公眾進行輿論表達的重要平台，網絡傳播的一系列新特性使輿論的生成機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研究者們主要從網絡輿論生成的過程和影響因素入手，對新媒體環境下的輿論生成機制進行了探討。

甄巍然分析了網絡輿論在生成機制與效能轉化過程中體現出的三個重要特點：“群體傳播中個體交往結構不平衡、意見波聚合與輻射引發輿論‘熱能——效能’的轉化、群體傳播中信息博弈呈理性趨向。[18]”

赫泉玲、肖劍基於網絡民意形成的影響因素，認為網絡民意的形成過程可劃分為議題發布、觀點論辯、意見聚合、民意形成四個階段。[19]

吳聞鶯從“微博圍觀”“微博極化”與“微博動員”三個微博輿論的發展過程入手，探討了微博輿論的聚合效應。她進而提出了一種微博輿論聚合的“雙漏斗模式”[20]。

李良榮和於帆通過研究發現，“中國大陸網絡空間的輿論存在一種‘前10效應’。也就是說，對網絡上出現的某些新聞或社會現象，前10位網民的意見和評論決定了后續的數十甚至成百上千的意見和評論的內容與態度,從而形成網絡輿論”[21]。

4.輿論領袖

在當下，借由網絡媒介平台，輿論領袖無論是在日常生活還是突發事件中都擁有超乎尋常的影響力。2013年，研究者們從多個維度對網絡輿論領袖的概念和特征、影響力構成要素與擴散模式、發現識別機制，以及主動引導策略進行了探討。

庄園和麻皓博認為，在當下的中國，意見領袖已從媒介的早期使用者變為信息的發布者，其影響力由單一型逐步向綜合型過渡。在影響對象方面，意見領袖從影響群體成員轉變為影響公共議題。最后，意見領袖使用的傳播渠道也發生了巨大改變。[22]

在網絡輿論領袖的社會影響機制方面，白貴、王秋菊指出，“微博意見領袖的形成是個人信息源、知識水平、社會地位、個人價值觀、社會責任感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23]。

魏景霞基於社會網模型分析了意見領袖對微博輿論的影響機制。“微博環境下的意見領袖對輿論引導的機制更為多元而復雜，形成多元嵌套的競爭性意見領袖模式，通過強關系和弱關系中信息和意見的生產與再生產的競爭實現意見領袖對微博輿論的影響”[24]。

在對微博輿論領袖的引導方面，王燦發、李婷婷指出，第一要善待微博輿論領袖，搭建良好的溝通平台﹔第二要培養微博輿論領袖，主動引導輿論﹔第三要積極發揮微博輿論領袖的正面作用，避免負向作用的發生。[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