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國內輿論學理論、方法與實務研究的主題與問題【6】

匡和平、彭曉新指出，面對挑戰，輿論引導者必須具備相當的公信力，輿論引導內容必須具備相當的精准力，輿論引導載體必須具備相當的傳播力，輿論引導方式必須具備相當的表現力，輿論被引導者必須具備相當的接受力，輿論引導環境必須具備相當的契合力。[47]

白貴從輿論引導力的多維解構與合力建構角度，提出了城市黨報在輿論引導中的“五度”提升路徑。[48]

對政府正確使用微博，加強突發事件的輿論引導能力，曹繼東指出，一要充分發揮微博“意見領袖”的功能﹔二要發揮微博“社會網絡”的功能﹔三要發揮微博“自組織”的功能。[49]

鄭婧伶、徐炳全探討了在處於社會常態、突發事件以及負面輿論中時如何遵循網絡傳播規律，利用政務微博進行輿論引導。[50]

9.輿論調查與輿情研究方法

如何科學、准確地收集民情民意，把握輿情發展趨勢，一直是學界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在當下，傳統的入戶調查、電話調查等輿論調查方式在反映民意、促進公共政策制定的合理性方面仍發揮著重要作用。與此同時，在網絡輿情研究領域，研究者們越來越多地嘗試應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來挖掘和分析網絡輿情。

於家琦和王來華討論了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運用輿情調查的雙重理性。在公共政策中運用輿情調查既體現了促進民主的價值理性，又體現了完善政策的工具理性。[51]

李佳聖對民意調查數據處理流程和質量控制進行了探討。他指出，在控制民意調查的數據質量時，需把握好四個環節：第一是訪問員的管理﹔第二是現場督導﹔第三是事后審查﹔第四是樣本量確定。[52]

復旦大學傳媒與輿情調查中心（FMORC）自2007年起就“上海市民對全國兩會的認知、態度與表達”這一主題進行了連續6年的歷時性調查研究，獲得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和數據。李雙龍和鄭博斐以上海市民為個案，探析了新媒體環境下國內民眾對重大時事的認知、態度與表達的變遷情況及其趨勢。[53]

畢宏音對現代輿情研究近十年的發展歷程進行了回顧和反思。她指出，現代輿情研究取得了一定突破，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輿情研究者應立足於研究共識的匯聚、研究精神的培育、研究本體的建設，以及研究方法的創新。[54]

王長寧、陳維勤、許浩對目前國內應用比較廣泛的幾種輿情監測系統進行了分析，同時建構了微博輿情的熱度監測和預警的指標體系，並制定了輿情指標的量化計算方法。[55]

石彭輝探討了社會網絡分析法在網絡輿情研究領域的應用。他通過分析某網絡社區中主題帖及其相關回復所構成的社會網絡，發掘出網絡的特點和網絡中重要的行為者，並針對網絡輿情的特點提出了輿情管理的建議。[56]

針對大數據對社會輿情研究產生的重要影響，李彪“從研究視角、研究方法、數據庫支持、研究主體、研究重點等方面討論了大數據背景下社會輿情研究的轉向，在此基礎上分析了大數據時代社會輿情研究在數據收集、數據存儲、數據處理和數據呈現等幾個方面的做點”[57]。

喻國明採用大數據的價值挖掘與分析技術，探討了將碎片化的輿情信息如何整合處理並進行輿情模型構建的方法，並在此基礎上解析了當下中國社會輿情的結構性特征。[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