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内舆论学理论、方法与实务研究的主题与问题【3】

王君超认为，“打通两个舆论场，意味着主流媒体依靠其公信力和权威性，通过微博信息传播发挥舆论影响力，实现政策信息与网络民意的水乳交融”[17]。

3.舆论生成机制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媒介成为公众进行舆论表达的重要平台，网络传播的一系列新特性使舆论的生成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者们主要从网络舆论生成的过程和影响因素入手，对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生成机制进行了探讨。

甄巍然分析了网络舆论在生成机制与效能转化过程中体现出的三个重要特点：“群体传播中个体交往结构不平衡、意见波聚合与辐射引发舆论‘热能——效能’的转化、群体传播中信息博弈呈理性趋向。[18]”

赫泉玲、肖剑基于网络民意形成的影响因素，认为网络民意的形成过程可划分为议题发布、观点论辩、意见聚合、民意形成四个阶段。[19]

吴闻莺从“微博围观”“微博极化”与“微博动员”三个微博舆论的发展过程入手，探讨了微博舆论的聚合效应。她进而提出了一种微博舆论聚合的“双漏斗模式”[20]。

李良荣和于帆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大陆网络空间的舆论存在一种‘前10效应’。也就是说，对网络上出现的某些新闻或社会现象，前10位网民的意见和评论决定了后续的数十甚至成百上千的意见和评论的内容与态度,从而形成网络舆论”[21]。

4.舆论领袖

在当下，借由网络媒介平台，舆论领袖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突发事件中都拥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2013年，研究者们从多个维度对网络舆论领袖的概念和特征、影响力构成要素与扩散模式、发现识别机制，以及主动引导策略进行了探讨。

庄园和麻皓博认为，在当下的中国，意见领袖已从媒介的早期使用者变为信息的发布者，其影响力由单一型逐步向综合型过渡。在影响对象方面，意见领袖从影响群体成员转变为影响公共议题。最后，意见领袖使用的传播渠道也发生了巨大改变。[22]

在网络舆论领袖的社会影响机制方面，白贵、王秋菊指出，“微博意见领袖的形成是个人信息源、知识水平、社会地位、个人价值观、社会责任感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3]。

魏景霞基于社会网模型分析了意见领袖对微博舆论的影响机制。“微博环境下的意见领袖对舆论引导的机制更为多元而复杂，形成多元嵌套的竞争性意见领袖模式，通过强关系和弱关系中信息和意见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竞争实现意见领袖对微博舆论的影响”[24]。

在对微博舆论领袖的引导方面，王灿发、李婷婷指出，第一要善待微博舆论领袖，搭建良好的沟通平台；第二要培养微博舆论领袖，主动引导舆论；第三要积极发挥微博舆论领袖的正面作用，避免负向作用的发生。[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