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内舆论学理论、方法与实务研究的主题与问题【4】

网络舆论领袖的影响力重大，如何在浩瀚而复杂的网络空间中准确发现和识别意见领袖？除了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者外，这一研究课题还吸引了包括计算机等其他专业研究者的关注。李慧和王宗峰运用复杂网络理论和聚类算法对虚拟社区意见领袖的辨识进行了研究，尝试构建虚拟社区中意见领袖的识别模型。[26]

王红瑞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搭建了微博空间意见领袖识别模型。其指出，识别微博空间中的意见领袖不能仅看粉丝的数量，还要对该微博用户进行定量分析才能得出结论，且此结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27]

樊兴华、赵静、方滨兴、李欲晓分析了作为意见领袖识别基础的影响力扩散模型IDM存在的缺陷，进而提出了一种新的影响力扩散概率模型IDPM，建立了网络意见领袖筛选模型。[28]

5.突发公共事件与舆论危机

在突发公共事件与舆论危机的研究方面，研究者们不但探析了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舆论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影响，同时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应对和舆情信息导控也做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刘路分析了在突发事件的潜伏期、爆发期、延续期微博的舆论作用机制。[29]

王平和谢耘耕从舆情五要素——舆情主体、舆情对象、舆情本体、媒体、舆情演变过程及舆情的发生期、扩散期、消退期三个阶段出发，论述了不同舆论的发展阶段，影响或推动舆情生成、演变的因素及它们之间的作用方式。[30]

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新闻发言人的发言对舆论走向有着直接的影响。丁柏铨分析了新闻发言人激惹舆论和受到诟病的发言的一些特征，即披露事件信息严重滞后；发言中公布的事件信息不充分；发布的事件信息不合乎事实；发言回避实质性问题；某些失当的语言激起舆论海啸。[31]

张玉亮、路瑶探析了国外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信息导控的三种主要模式，即致力于彰显个人自由核心价值的自律导控模式、力求个体自律与国家调控相协调的均衡导控模式和凸显政府强制介入作用的东亚导控模式。[32]

6.谣言传播机制与治理

2013年，中国对网络谣言进行了重拳打击。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公布。“立二拆四”“秦火火”等长期造谣生事的“大谣”受到法律的惩处。针对日益突出的谣言传播问题，研究者们从理论角度对新媒体环境下的谣言传播特点和机制进行了探析，同时从社会治理和司法等角度探讨了对谣言的整治策略。

陈强、曾润喜对微博谣言的概念进行了探讨，“广义上看，微博谣言是在微博空间内出现并传播的未经证实的信息；狭义上讲，微博谣言是微博空间内出现、传播并产生破坏性影响的虚假信息”[33]。

张钦朋对网络谣言的特点和类型进行了分析，“网络谣言具有传播速度快、扩散性强、影响力广、社会关注度高、治理难度大等特点”，“网络谣言可分为期望型谣言、恐惧型谣言、怨恨型谣言、阴谋型谣言、消遣型谣言和神秘型谣言等六种类型”[34]。

赵娜、李永鑫、张建新从个体、群体和情境三个层次讨论了谣言的影响因素，“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既受到个体水平上的认知和情绪变量的影响，也受到群体变量及情境变量的影响”[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