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内舆论学理论、方法与实务研究的主题与问题【5】

方付建指出，“网络舆论净化主要指网络舆论出现杂质时，通过各种方式推动网络舆论中杂质的消解”。他认为，网络舆论中主要包含虚假元素、极端元素、暴力元素、低俗元素等杂质。[36]

对微博谣言的治理和防范，林爱珺、张萍认为可从“依法处罚谣言散布者”“完善微博辟谣中心”和“加强微博实名制管理”三方面入手。[37] 谢永江和黄方从法律角度出发，对打击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提出了“完善造谣、传谣行为的刑事责任制度”等一系列对策。[38]

学者们对网络言论自由与网络谣言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吕晓红、李永平认为互联网可以使人们自由地在网络空间中表达自己的意愿，但“网络言论自由可能为网络谣言泛滥提供一定的滋生平台”[39]。

在治理网络谣言的限度方面，郑承友指出，“打击犯罪要和保障人权并重，打击网络谣言不是压制批评的声音”，“治理网络谣言，除了依靠法律规制以外，还要建设诚信社会，政府要增加公开度、透明度，媒体和网民要自律自爱”[40]。

7.舆论监督

在新媒体时代，普通民众通过网络媒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舆论监督中来。很多时候，网络舆论监督无论是在力度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超过了传统的主流媒体舆论监督。面对舆论监督的新形势，研究者们对舆论监督的功能、责任、改进举措和制度化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网络舆论监督的特点和现存的问题进行了探析与反思。

童兵通过分析“十八大”以来舆论监督的新态势，探究了舆论监督的功能和责任。他指出，舆论监督具有“监督执政党立党为公”等三大功能，同时也肩负着“确保正能量，防止负作用”等四大责任。[41]

丁柏铨对“舆论倒逼”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即“在公众中形成的与官方、与官媒期望形成的舆论不相协调、出乎所料的舆论，这些舆论反过来迫使官方和官媒对其中涉及的问题作出回应，政府部门还要作出相应的处理”[42]。

刘钊、钟鸣分析了自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新特点，“舆论监督无所不在，人人都是记者；无法抵赖，照片、视频是最好的证据；细致入微，小细节有大发现；传播迅速，释放巨大正能量；实名监督，更接近事实真相等”[43]。

剧静宜指出网络舆论监督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的异化，将热点新闻报道等同于新闻“炒作”；第二，网民个体责任意识淡薄，媒体舆论引导不当，导致网络舆论暴力；第三，“舆论审判”倾向严重，有失法律公允。[44]

拓玲从倡导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加强记者职业道德修养、培养记者的科学素养、使媒体舆论监督作用发挥到最大化四个方面对正确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提出了一系列对策。[45]

张春林对如何实现网络舆论监督反腐败的制度化进行了探讨。他指出，“进行网络舆论监督反腐的制度建设可从网民层面、网媒层面、政府层面三个层面入手。[46]”

8.舆论引导

在舆论引导研究方面，研究者们分析了新媒体技术冲击和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双重背景下舆论引导面临的困境，同时对加强城市党报、电视媒介等传统媒体，以及微博等新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