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电视节目形态通论》文本特色【2】

创新演绎，用好“知行”之力。如果说对有关文献的恰当引用，对相关理论的适度借鉴，是作者“认知”的一种结果，那么，认知认行、“知行相依”的演绎过程，才是作者在探索世界未知事物本质，通晓其来龙去脉的演绎认知过程。《通论》在论述中国电视节目形态“民生化”的价值取向时，首先以《左传》“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和“民生与民主、民权相互倚重，而民生之本也有原来的生产、生活资料，上升为生活形态、文化模式、市民精神等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特征的整体样态”[9]为演绎的逻辑起点。依托 “在宏观叙事里娓娓道来的小人物和小事件，从生活出发，拿事实说话，使得主题报道鲜活可亲，人物立体可信，瞬间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10]和“价值取向上的民众贴近性、传播形态上的平民可亲性、舆论监督性上的公众平台性”[11]等“认知”论断，连结成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作者据此在经过充分阐释它们之间有机联系的基础上，以《直播南京》等成功“在行”的事实例证，为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的民生化，推断出“打造公共平台，构建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公共空间”，“寻求政府、公众、传媒的利益结合点，在导向、民意、传媒可操作范围内寻求交汇点”的价值取向。

对引文所指的了然、引论能指的豁然，构成了作者“认行”的有力根据。进而以广博之“知”，归结出中国电视节目形态持续创新之“行”的规律。同时，作者还以某些特定文献中的见解、观点为参照，联系中国电视节目形态健康而又不无曲折的发展现实，以抑显扬，注重了继往开来的连续性；以扬垫抑，突出了承先启后的可持续性，使其在全面提升论理高度的同时，增强了电视节目形态论述的感召力。

“下智者以眼读，中智者以心读，上智者以神读”。作者以其自有的“期待视野”，精读“千言万语”而兼收并蓄；作者以其独到的“接受屏幕”，深谙 “百文百论”而融会贯通。作者正是在经过“博览、饱读、解析、阐释，思考、想象、生发、创造”的“读者阅历”之后，才进入了“神读”的“上智者”之境。惟其如此，才完成了他对中国电视节目形态发展历程的理性解读，正可谓上境界之人著上境界之书。

二、从“观者”到“学者”：《通论》实现了对电视节目形态科学发展的感性诠释

凝万象之华，有根有蔓地打造论题的说服力。 清代赵翼在《论诗》中说“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通论》紧跟中国电视节目形态“随世运”日日“趋新”的脚步，着眼于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结构、功能、特征的演进、变革，以大量中国电视节目形态发展的过程性真实，通过对中国电视节目形态“日新月异”发展趋势的形象展示，有根有蔓地打造了论题的说服力。。

解读典型性个案，以奠定“形态”形成根基强化说服力。《通论》依托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的发展实践，选取典型化的个案，在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科学阐释理想化需要、满足社会需求中，全力彰显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的创新方法、元素、路径、环境。

通过典型交流，在达成同感中强化说服力。《通论》在选取典型性事实例证时，善于将那些具有一般性个案特征的“点”，提升到普遍性的“面”上来展示。作者在阐释“电视纪录片节目”历史源流时，通过《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栏目定语；通过“润物细无声地使观众的人文素质得到提高”的节目功能；通过题材更加广阔，“更加纵深化、集中化”的发展趋势等典型性特征，开通一条“典型交流”的途径，从始至终不忘唤起人们的同感。同样在阐释“电视谈话节目” 的历史源流时，作者通过引用《艺术人生》典型事例的“经典性、怀旧性、舒缓叙事的风格”的表述；通过对“回顾人生境遇解释成长背后故事”以及对故旧交往细节回忆等温馨氛围的描述；通过对戏剧元素的融合、对摄影艺术手法的应用、对相声“抖包袱”技巧的植入的阐释，搭起一个“典型互动”的平台，有张有弛的引起读者共鸣。这种自然赢得的“同感”和不经意产生的“共鸣”，自然而然的形成了《通论》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