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电视节目形态通论》文本特色

《中国电视节目形态通论》（下称《通论》），将多角度理论研究成果的解读和全景式实践范例的诠释，牵系在作者应用理论研究的学术命题上，以其自在形成的经典文本，为人们了解和掌握中国电视节目形态形成历史过程和创新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依据。

一、从“读者”到“作者”：《通论》完成了对中国电视节目形态发展历程的理性解读

纳百川之流，有理有据地打造论证的定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不管是对传播学前沿学术观点的应用，还是对古今中外理论成果的驾驭，《通论》作者在对电视节目形态历史纵深的观照上，对现实电视事业发展路线图的解读中，都显示出其选用引论的慧眼和睿智。《通论》循着时空运行轨迹，形成了纳百川之流、兼收并蓄，有理有据地为论证打造定力的文本特色。

以独到的目光，广泛汲取传播学的精华养分。在《通论》的引文中，大到国内外经典论著，小到不见经传的理论文章，为其所“证”的传播学观点和知识比比皆是。在阐释电视游戏节目的定义时，作者先以“是在某一固定的时空中进行的资源活动或事业，依照自觉接受并完全遵从的规则，有其自身的目标，并伴以紧张、愉悦的感受和‘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1]界定了游戏的属性。接下来作者在作出“游戏是电视游艺节目的主导创新元素”判断之后，援引“任何游戏，正像任何信息媒介一样，是个人或群体的延伸。它对群体或个人的影响，是使群体和个人尚未如此延伸的部分实现重构”[2]的论点，强化了游戏在电视人际化传播中的竞争性和刺激性。在描述以《快乐大本营》为标志的电视游戏节目发展阶段中，引用“广泛的参与性、多彩的娱乐性、强烈的刺激性”[3]的观点为电视游戏节目作出定位。至此，从确立电视游戏节目形态的科学定义到其本土化的发展，完成了作者的论证过程。《通论》文本似此以广泛汲取本学科典章精华为养分孕育论证深度，为学术命题打造起恰如其分有力支撑的自如手法随处可见。

以开阔的视野，深度寻求多领域的理论支撑。我们注意到，《通论》文本在对电视节目形态形成的理性阐释中，在对电视节目形态实践的描述时，为其所“佐”的政治经济学、哲学、法学、文学、美学、社会学、人文历史学等学科领域的理论成果俯拾即是。作者在论证中国电视节目形态“人文化”的价值取向时，首先以 “人文精神从本质上说就是指那些关爱‘人’的思想观念”[4]为“人文化”作了定位。然后，通过引用 “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上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5]的论断，对电视节目形态在发展过程中，过分追求形而下，导致人文品格缺失的现象进行了指正。在这里，作者既有纵向对民族文化传统“开源”，也有横向对“后现代”传播理论的“引流”。在《通论》的整部著作中，像这样以多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为依托，恰到好处的为命题寻求有效支撑的自觉无处不在。

在文本的递进与转折之中、段落与段落的勾连之间，《通论》应用引论很有无缝对接、瓜熟蒂落之技。作者凭此“独家之技”运用整体化思维，将自己的学术主张与精华典章经过濡染浸润之后，再以富有创见性的演绎，稳妥地筑起定力的附着点；《通论》文本不管是在体例架构的设计上，还是对篇章格局的铺排中，理性把握引论可谓得心应手，确有驾熟就轻之功。作者以此“独门之功”运用一体化思路，在将自己的观点与百家之言于“内生外化”的基础上，再通过整合互动的推演，牢固地立起定力的支撑点。

汇千家之言，有筋有骨地构筑论证的活力。“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置身“视界”有着二十年从业经历的孙宝国，识得“庐山真面目”，皆因“身在此山中”。或许是这个缘故，作者十分注重旁征博引切入的“融会”之效，格外留心论证推演的“贯通” 观照之力。《通论》以构筑论证活力为取向，形成了汇千家之言、融会贯通，有筋有骨地提升论证高度的文本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