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法律翻译探索

摘 要：法律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法系的信息传递过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对外交流日益扩大的今天，如何有效开展法律翻译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套系统化的意义源泉，故法律翻译的过程不应仅看作是一种纯语言符号的转换活动。本文在综述国内法律翻译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视角，从三个方面，即系统功能语言学层次观与法律词汇翻译、系统功能语言学主述位理论与法律语篇翻译、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域理论与法律语篇翻译进行探析，以期对法律翻译研究和实践的纵深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法律翻译；现状；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实践

国家教育部在2008年公布的紧缺人才信息中，法律翻译人才已到十分缺乏的地步。2009年中国翻译市场中，法律翻译的85%份额被外国翻译公司拿走[1]。这种现象与日益繁荣的中外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市场需求完全不相匹配。国家推行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与发展要求法律口笔译、法律交流、法律咨询等一系列配套服务及时同步并进。法律翻译作为法律交流的桥梁，处于法律和翻译的双重框架中，在法律活动和法律相关活动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们通常认为翻译就是不同语言间的信息转换活动，而法律翻译不过是语言间法律语篇的转换活动。但翻译学家更强调法律翻译的交际性，他们认为法律翻译是跨文化和跨法系的语际交际行为。法律翻译是不同法律体系及法律文化间的信息传递，法律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进行法律语篇分析对比、语言信息处理和语言表述的过程。在此种意义下，法律翻译的内容已远远大于单纯的“信息转换”活动。

纵观法律翻译发展轨迹，人们虽将法律翻译视作一种跨语言跨法系的交际行为，但如何从语言学角度深层次理解这一社会活动，如何以语言学理论指导翻译活动的有效开展却是每位从事法律翻译研究与实践人员面临的共同挑战。

一、国内法律翻译研究

国内学者曾将法律翻译现存问题总结为：一是拼写和语法错误；二是省译、增译和望文生义；三是术语翻译不妥；四是译文文体不当；五是对原文理解不透；六是语言修养欠佳；七是法律文化差异引起的误译[2]。然而，此类研究主要限于主观经验总结或简单罗列问题，缺乏理论指导及相应解决对策，因而学术价值及应用价值都较有限。近十年，有学者从翻译学角度对法律翻译做出了进一步阐释。宋雷（2007）[3]结合翻译学理论，从法律翻译主体“适格”论出发，区分了“翻译法律”和“法律翻译”两个概念。杨晓强（2012）[4]认为格特和奈达的关联和功能对等的翻译理论对特殊功能文本的翻译有极大的指导作用。陈小全（2012）[5]引介翻译学家切斯特曼的观点，认为译者在对比两种语言时，不仅要找到两种语言中的相似表达，还要确定相似表达的可比共同基础。综观上述研究，国内早期法律翻译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律术语、词汇的辨析、句法、语法的结构以及文体等方面，缺少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的支持。此类研究虽然能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却缺少相应的总结和理论指导，最终往往流于形式人云亦云。而引入语言学理论和翻译学理论的法律翻译研究，更加注重理论对法律翻译研究的指导性，研究者除了观察到法律翻译过程中的现象外，还更加注重对翻译过程的描述和分析。

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其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语言学理论的支持。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与繁荣与语言学理论流派的兴衰相生相伴。众所周知，20世纪众多语言学理论流派中，在影响上仅次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学派是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派，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国外翻译学者开始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用于讨论翻译的性质、类型和方法等[6]。国内学者胡壮麟也曾经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元功能概念对翻译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他认为，翻译中的对等关系不能只是建立在一种意义（通常是概念意义）上的对等，还需寻求两语言在表达态度、动机、角色等人际意义，及表达媒介、方式等于语篇意义方面的对等[7]。通过前人总结可发现，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视角的翻译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为翻译理论研究及实践带来了新视角，对开展法律翻译活动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然而，根据笔者对中国知网学术期刊论文的检索，1982年至今以法律翻译为主题词的学术文章共687篇，而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来对法律翻译进行讨论的22篇，仅占总数的3%。以上数据正反映了国内法律翻译理论研究的滞后与局限。法律翻译虽然综合法律与翻译两门学科，但却是法律知识、语言学理论与翻译理论的交叉地，单凭其中任何一个或两个方面的理论或知识均无法成功完成法律翻译过程。因此，法律翻译研究需将三者结合，以寻求理论和方法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