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的黄昏还是黎明?【2】

不能仅靠慈善/非赢利性机构

尽管人们给慈善事业、非营利性机构和向新闻生产提供支持的基金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这并不是应对目前挑战的灵丹妙药。非盈利性的慈善新闻机构和商业新闻公司一样也要承担经济职责，忽视这一点，都会对旨在克服当前商业新闻供给的举措造成局限性。新闻供给上的新形式需要启动资本和运营资金，它们都涉及经营，因此不但要实现收支平衡，而且需要维持正常运转的资金再投入。这些因素以及商业头脑的缺乏和新资助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往往会阻碍其有效率的生产。

但是，这些非主流的所有制和运营方式对所有者利润上的要求比较低，能够降低赋税，并让支持者从中受益。它们将给面向社区的小型新闻机构和那些无法实现商业发展的、提供专题报道的新闻机构带来好处。

近年来，由于许多新兴媒体对于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基金会对它们进行资金支持。但是，若想在以后获得持久发展，这些企业必须有其他收入来源。谢弗（Shaver）已经发现，“基金会的支持……主要限定于初创公司而不可能提供长期的、持续的收入来源”。因此，只有收入来源的多样化，比如企业结盟、联合赞助、重大事件和广告服务等，才能给数字新闻网站提供资金帮助。

尽管新闻网站呈可持续性发展的趋势，但是它们并未取代传统媒体。通过观察世界上众多的数字创业公司，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不是挑战而是补充了传统媒体，一般通过服务小众或者为大众媒体市场提供细分内容”。

许多大型成熟的新闻机构在慈善和信托所有权形式的庇护下得以维持。但是这些公司与慈善新闻机构有所不同，它们是在取得了经营上的成功并在仍存有争议的慈善法获准之下，才得以成立以解决后续问题的。谢弗发现，“由《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圣彼得堡时报》和《卫报》所代表的传统的非盈利模式不可能给营利性报纸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

现在大部分营利性的新闻机构并不愿意成为慈善团体，因为它们已经从数字化机遇中获利。传统的新闻提供方正通过数字行动实现防护性战略向机遇性战略的转型。此外，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的使用者乐意为数字内容埋单，因此，传统新闻机构也表现出了对数字新闻收费的意愿。加拿大的报纸正在引领新闻付费系统的发展，80%的加拿大报纸都对数字内容收费，但在美国只有40%，在英国也只有三分之二的报纸这样做。

变革会如何影响新闻业？

所有迹象都说明新闻生产正处在转型时期。如同之前的多次转型一样，这一过程始于动荡并带来了混乱，但这并不应成为对新闻业未来恐惧和担心的理由。已有研究表明，即使这些变革对目前的公司和产业造成了损害，而且它们所产生的动荡会一直持续到新的商业模式和实践得以建立与接受之时才能停止，但是，这些技术和经济变革仍然会给社会带来深远的经济裨益。

今天新闻生产所面临的根本性挑战不是经济方面的，而在于生产模式和结构上的改变。当下的技术、经济环境以及受众喜好的改变均有助于这种改变，但更加重要的转变是新闻生产的本质以及记者实际工作的变化。这些变化对组织和行为的制度理念产生了影响，因此需要重新对其进行考量，以区别于新闻机构的一般发展趋势。

一个多世纪以来，新闻都是按照一种工业模式来生产的。媒体集中资源和设备并进行大批量生产和传播，并主要依赖训练有素的专业新闻从业者承担工作任务。尽管生产模式的要素还原封未动，但新型的生产模式已经悄然出现，传统的新闻生产正在被分解为服务模式（service production mode）和手工模式（craft production mode）。

服务模式就是媒体将新闻产品（传统型的报纸和广播电视）转变成服务，它通过多种平台（印刷品、计算机终端、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显示设备）流动。这些机构将更加关注新闻的分配，而不是采集和生产。它们将更加依赖于通过辛迪加获得新闻和评论，以及公众自产内容和其他新闻提供方的链接。服务模式正在改变新闻组织的功能、所需的工作技能，以及其与从业者之间的关系。

由于这种变化，媒体与用户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而且带来了不同于原来印刷和广播电视产品的定价模式。如今的大部分媒体都会根据平台和内容的不同制定浮动价格，而不再像从前一样，将所有的内容以同样的价格提供给所有消费者。助力这一过程的是诸如Press+和Piano Media的支付系统，通过它们可以便捷地为多元新闻供给者付费。

与此同时，新闻生产的手工模式也已经出现。尽管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方式，但是它对于当代的新闻生产来说却是崭新的。在这种模式中，新闻是由个体创业记者和强调新闻品质和个性的小型记者合作社生产的。从事这一工作的记者更加专注于特定话题的报道，比如气候和国防，他们会使用数据调查等专业技能，并作为普通新闻供给者为小地方服务。他们中的大部分会直接把新闻提供给消费者，但还有一些会为那些采取此种模式的公司提供素材。这些记者的角色全然不同于20世纪的自由记者，他们扮演着商业关系中供应商与合作者的角色。

这两种新闻生产的模式对于记者们如何工作、如何获得信源、如何规划他们的职业、薪酬、保险和退休金，以及如何构建他们的职业认同、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场新闻供给生态变革的核心是新闻和新闻职业本身的去制度化。在过去，新闻通常由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媒介和机构来提供，它们往往独立行事，很少与其他新闻提供方进行合作，也与其宣称所要服务的社会毫无关系。媒体精英们拥有新闻控制权，由他们决定新闻机构应该报道什么以及如何报道。精英们一直将新闻业视为对社会施加控制和影响的工具，并通过与商业利益的结盟，塑造出了以一己私利来决定新闻供给、决定与公众以及记者之关系的商业性新闻企业。与此同时，由新闻记者来制定行业和职业标准，并组织工会和专业社团，这些都是新闻生产制度化的举措。它们不仅隔开了记者与老板，而且也把他们与普通公众分开了，这恰恰是数字交互时代阻碍记者与公众保持联系的影响因素之一。所有这些原因形塑了建立在共同信念体系、结构、关系和业务规范（制度化组织和专业领域的核心要素）之上的体制化的新闻供给方式。

20世纪的新闻业遭受了新闻报道中的制度性偏见的束缚。多数的新闻编辑室都处在竞争性的新闻体系之下，因此其新闻报道总是聚焦于那些经过挑选的组织和部门，比如政府、教育机构、金融企业等，新闻常常沦为记者招待会的官方声明。这些机构都旨在为记者工作提供便利，自利的报业就依赖它们的消息出版发行，但对公共和个体生活却视而不见。社会生活、社会史、普通个体以及日常的活动往往不属于传统上的竞争热点，因此常被忽视或者偶然获得专业记者的关注。

作为目前大范围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构、分工以及对新闻生产的聚焦还处在变化之中。新的生态体系需要新型的、更加灵活的新闻供给方式的出现。那些规模庞大、效率低下、节奏缓慢的新闻机构正在变得更加小巧灵活，正在日益接受全新的新闻生产流程和方式。而且，它们变得更加网络化，积极与其他信息提供者和生产者合作并自觉参与公众生活。这些造成了新闻职业、行业和参与上的竞争以及价值规范与实践之间的压力。但是，迄今为止，这些改变还很少为今天的新闻机构带来新型的管理和编辑原则。

如今，各种规模的新闻提供方都使用多元平台以接近和吸引公众。他们开始反思受众的本质，思考不同时空中的公众信息的需求以及信息传递的方式。这些都是新型新闻关系和实践出现的端倪。

新闻业的分工合作不断发展，其中的小型记者群体正在酝酿专业性和地方性的新闻，另外一些则致力于高品质新闻。这些团体正在发挥媒体的作用，在没有像过去一样的大规模机构投资的情况下生产并传播新闻。

市民已经成为突发新闻的主要提供者，他们使用社交媒体来传播有关事态及其进展的及时信息，进而取代了新闻生产者对于信息的垄断。同样地，开博客和运营专业新闻网站的能力催生了大批专家型媒体人，比如科学家、经济学家、银行家、营养师等都在提供新闻和信息。由于这些人的观点不受传统媒体的影响，因此由误解或传播缩减而导致的错误信息得以降低。当然，专家型媒体人也像记者一样容易受到大肆炒作和取悦受众的诱惑，他们对于错误信息也不具有天然的免疫力。

正在发生的这场变革不仅改变了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方式，而且也改变了新闻业自身的功能。新闻媒体不再是见证事实、承担责任、引导舆论和曝光等传统社会功能的唯一承担者。见证的功能（即了解并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正转由社会媒体承担并逐渐由公共目击者和活动分子进行。承担责任（即分配职责并让其他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则变成一项与专家、非政府组织和使用多种数字和社交媒体的个体共同分享的功能。借助于评论，大型媒体依然是舆论引导的重要力量，但数字媒介中已经出现了大量为其他声音代言的机会。曝光错误和不良行径的羞辱功能如今正在被社交媒体广泛应用，它们更能规避权力精英卷入时一些媒体保持缄默的做法。

因此，新闻实践正从一种相对封闭的新闻生产体系（由官方信源和专业记者把持）向一种更加开放的体系转变，这种体系中的新闻来自公众的观察和数据，以及以前所不可能实现的信息和评论流动。这种新闻生态体系可以容纳形式各异、范围广泛的新闻信息提供者（包括印刷媒体、广播电视、在线网络、博客和社交媒体）以及它们之间的新闻信息流动。

但是，这一体系并不令人称快，因为它意味着权力精英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决定什么可以吸引眼球以及如何加以报道。当然，必须实事求是，我们需要了解并警惕在此变革过程中产生的新制度，这些新制度会通过搜索、聚合以及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分配，影响新闻信息的有效性。尽管在新的数字化环境中压制新闻信息看似比以前更加困难，但能够左右新闻内容的新型权力机制和精英阶层仍有出现的可能，他们的表现会一如既往。

在数字化时代，新闻实践的崭新方式会为行业本身带来全新的业务、标准、结构以及关系。这不足为奇，因为去制度化并不是永恒的，它会导致机构重组以及实践领域的再制度化。因此，我们必须质疑那种认为数字时代将会实现信息传播畅通无阻、无拘无束的乌托邦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