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微博话语权威建构路径探讨【2】

二、突发事件微博权威建构的话语路径

突发事件中，无论是信息传递话语还是权利主张话语，效果均取决于受众是否认同话语者观点，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微博的出现改变了人们表达诉求的方式，使其越来越成为情绪表达的舞台。由于微博舆论的社会情绪放大功能与社会转型息息相关，过去一段时间不当的社会运行机制、宣传体制使整个社会弥散着怀疑的氛围，由此生成的舆论常带有一些偏颇。⑦话语权威有助于激发受众的关注参与，是微博主为实现微博话语功能而诉诸的主要话语路径。

1.官方话语权威路径

官方话语权威指通过引用官方机构或官员的话语而获得的权威，是增强微博权威性和可接受性的重要途径。微博通过@某一官方微博账户，或是在信息末尾附上一个官方报道网址，不仅便于受众连接阅读更多细节，更突出博文的权威出处；或在微博正文中直接指出某某相关负责人证实此事等，如“据广州市公安局通报，截至昨日22时30分，……”（《新京报》2014年7月16）。官方话语源头彰显话语的传统权威。微博主通过相关链接，以增加话语的权力权威分量，提高话语的可信度。

官方微博主受传统媒体从业习惯思维的影响，乐于借助官方话语权威，增加权威力量，确保话语分量。在“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微博账户涉昆明砍杀事件的15篇微博（2014年3月1日至3日）中，除了两篇评论外，其余的10篇均引用了权力机构和人员的观点，甚至出现同一篇同时运用两个不同的官方话语权威。

2.亲历者经验权威路径

微博主通过转述亲历者话语能建构有效的经验权威。事件亲历者关于事件的陈述易于使受众感同身受，在受众中获得较高权威。突发事件中，第一个报道突发事件的微博常具有极高的引用率。2014年3月的昆明暴恐事件中，一个账号名“上官曌”的亲历者躲在一家手机店内发布的求救微博，在两个小时之内迅速被转发了1.43万多次。转发者不乏名人甚至官方微博，如作家蒋方舟、云南省重点新闻站的云南网、云南信息报、昆明警方、映象网驻马店官方微博等，而该博主其他博文被转发的不足50次。同样，2014年7月15日19点30分，广州301路公交车爆炸。草根“咕叮”在20点零3分首次发布带3张图片的微博，截至21点23分时被转发了5899次，转发率远远超过同一时段广州公安（50分钟内转发了2537次）及广州日报微博（42分钟的658次）以及广州新浪（70分钟的3518次)。

现实中，事件亲历者毕竟是少数，微博主大量借助他人的经验权威，官方媒体也不例外。2013年7月17日，湖南瓜农邓正加在与城管的冲突中死去，凤凰网微博分别在18日两次分别引用了死者外甥黄素君和弟弟邓永才等亲历者对 事件的陈述。“在面对突发性新闻事件时，记者很难做到‘第一时间’出现在‘第一现场’。” ⑧过多借助非专业草根经验权威无法凸显甚或削弱媒体人的专业优势。鉴于此，官方微博对亲历者经验权威的引用非常有限。2014年8月10日下午，湘潭县妇幼保健医院一名产妇，因剖腹产术后大出血不幸死亡。笔者在13日晚上22点搜得119篇相关博文，其中官方27篇，仅4篇引用了亲历者死者家属的观点，82篇普通网民的微博，有44篇直接引用家属观点。官方亲历者经验权威的引用明显低于草根。

相比之下，热衷于个性表达的草根微博主或许出于维护自身特色，或许出于对官方的不信任，更倾向于借助亲历者经验权威。突发事件一般发生在草根民众中，亲历者经验权威的诉诸很容易赢得草根受众的感同身受。草根受众诉诸经验出于一种本能，意在利用亲历者有图有真相的诉说赢得事实胜于雄辩之效。我们认为，为避传统媒体简化版之嫌，官方微博更是需要放弃固有的权力地位优势，压缩官方话语权威，改变“高大上”的表达模式。

3.权威人士社会权威路径

权威人士凭借其在社会上的名誉声望而不是权力地位获得的权威，即为社会权威。如著名演员、知名作家、企业家和救人英雄及某一行业的杰出人士等。此类权威人士并非凭借官方机构获得，而是依赖个人努力、毅力、特殊的才能或高尚品德获得受众的爱戴，在受众中享受一定的权威，其言行能对受众产生一定的影响。

借助权威人士话语和观点是保障话语权威性又一重要手段，尤其是涉及一些行业的专业知识时。如2014年8月2日昆山爆炸事件，《中国日报》微博引用了瑞金医院烧伤科主任医师张勤的权威判断：“多为爆震伤，后期死亡率很高。”对受众来说，专家的行业权威自然赋予其话语专业科学性，可信度毋庸置疑。草根微博主更是受到知识、专业和眼界视角等方面的限制，其微博容易成为以讹传讹的谣言滋生地。借助权威人士观点提高话语的权威性和信誉度尤为重要，有利于维护草根微博固有的群众基础。

4.正义感权威路径

诉诸正义感也是微博话语获取权威及受众信任的重要手段。正义感是居于人内心的让人明辨真假美丑，区分是非善恶的道德情感。突发事件发生后，人们需要评价突发事件始作俑者、救援者及其他参与者，势必诉诸正义感因素。当微博话语蕴含着与受众心理一致的正义感就容易获得赞同，享有较高权威。2014年3月，西安某幼儿园为了经济利益而违规喂药，损害了孩子们的身体健康。该恶劣事件被网民公开后，无论官方微博还是草根微博均对幼儿园工作人员“只重园方利益，无视孩子健康，突破教育底线”(新浪微博3月12日)的恶行予以强烈谴责。同年，广州7·15公交爆炸案后，微博主纷纷发文，“谴责一切针对无辜者的暴力行为”（东方网7月15日）及“所有对无辜生命下手的都是暴徒是恶魔”(孤烟暮蝉7月15日)。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官方媒体在谴责的同时保持了冷静，同时呼吁人们注意防范及心理疏导。“谴责犯罪分子冷血的同时，关键是要防患于未然”（中国之声7月16日）。央视7月15日的微博“把个人私愤发泄到社会公共环境下，行为极其恶劣，严惩的同时也需要做好积极的心理疏导”，谴责十分克制，不失理性。

官方微博在正义感权威方面所表现出的理性，源自其突发事件中的调停人和舆论引导者的角色意识。同传统媒体相比，官方微博需要在明确表达态度、谴责肇事者的同时，适时评价整合当前社会舆论，合理诱导网民的行为和意识，引导公众舆论顺利健康地发展。作为业余爱好的普通网民，发表微博仅是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或所见所闻，甚或仅转发一下别人的微博。草根微博受到个性和自由意识的主导，受到视野、表达和文化素养等钳制，不愿也无力把握全局，因而常流于情绪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