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发行现状及应对之策

发行是报业经营的关键环节。发行工作肩负着将报纸传递到读者手中的重要使命，是连接报纸与读者的桥梁。发行工作的好坏决定着报道价值的实现；发行量的多少直接影响着报纸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畅通、高效的报纸发行渠道是保证报业经营价值链得以顺利完成必不可少的环节。

与都市报等其他类型报纸相比，党报的发行工作尤其具有重要性。政府办公厅发文要求、党委宣传部门号召订阅、各级党政机关支持……在我国，党报的发行工作历来具有行政力量支撑的独特性。可以说，发行工作攸关党报的生存和发展。

然而，随着新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的普及使读者的阅读习惯发生改变。特别是近五年来，自2010年微博元年至2014年媒体融合元年，微博、微信、客户端，媒体技术的快速更新使我国媒体生态发生着剧烈变化，传媒市场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与网络新贵层出不穷的新媒体市场相对应的是，传统媒体市场状态的恶化。报纸等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发行量逐年缩减，经济效益持续走低，发展面临困境。

在信息多元化和碎片化传播状态下，党报作为新闻宣传主阵地的特殊地位更加凸显。作为宣传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引导主流文化建设，传播社会正能量的阵地，党报需要充分利用政治优势，进行主流社会价值观宣传和社会舆论引导。

在传统媒体正经历行业性寒冬的背景下，在报业整体发行量趋势缩减的情况下，党报要保持和发挥自身功用，需要逆势而上，深化发行体制改革。通过转变发行模式、引用新媒体技术、规范化管理、精细化监督等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应对新媒体冲击，保持市场占有量，以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完成华丽转身。

三级党报发行情况

1.平均发行量呈下降趋势

报纸发行量的减少具有行业性特点，即报业整体发展遭遇瓶颈，发行量呈现下降趋势。据中国报业协会统计，2014年全国报纸用纸量为276万吨，比2013年减少31万吨。其中在75家用纸量大的报社中，用纸量减少的占44家，幅度达58.7%。用纸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与发行量相关，在报纸版面既定前提下，用纸量的减少表明发行量的下降。反之亦然。

行业发行量的缩减趋势同样体现在党报的发行数据上。以地级市报纸大兴安岭日报为例，其2010年至2014年的发行量分别为14153份、14048份、13974份、13789份和13837份，发行量连续五年小幅下滑。在省级党报层面，解放日报近五年的发行量分别为35.51万份、35.34万份、32.20万份、31.65万份、30.20万份，发行量也表现为缩减。作为主流舆论的发声筒和舆论引导的主力军，党报发行虽背靠行政力量支撑，但在传统媒体市场整体萎缩的环境下，仍没能摆脱发行危机。当然，党报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市场化因素对其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中央级报社而言，每年发行会议均会强调保证党报发行，同时公费订阅报刊也为稳定重点党报的发行提供了保障。

2. 发行范围

发行范围影响报纸的发行量，进而影响其传播力和影响力。确保党报发行覆盖面，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要明确党报征订范围，对在征订范围内的报纸确保征订效果，保证征订的实际落实。对不在征订范围内的报纸，要切实采取多渠道发行、自愿征订的方式，切不可将不在征订范围的报纸强行纳入征订范围，违反发行纪律。

另一方面，党报的发行范围要通过横向和纵向深入读者，力求完成党报从中央到地方的无缝覆盖。目前我国党报发行范围和所占比重基本稳定，发行范围主要基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学校、社会团体，个人和私营企业征订数量很小。在稳定发行范围主体的同时，也要注意影响党报发行的弹性因素，适时调整发行范围，确保覆盖的合理化和最大化。

3. 发行机制

以邮发和自办发行为主，同时依靠“财政划拨”“集订分送”“代收代订”“私订公助”等多种发行方式，发行渠道多元化。

目前，我国党报的发行主要以邮发和自办发行为主。同时，也有报社坚持自发和邮发“两条腿”走路。两个渠道的互补有利于拓展党报发行的纵深和宽度。发行渠道的多样化和发行方式的多元化是增加报纸发行量的直接手段。机关报发行机制需要改革来适应传媒市场和媒体生态的需要。

4. 党政机关支持情况

党报是党和政府声音的传声筒，是党保持执政地位的需要。因此，党报发行需要得到党政机关部门的支持，这也是党政机关履行职责的体现。因党报的政治特殊性，其发行并不完全依靠市场。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党报融入各级行政权力体系并成为权力组织的一部分，报社环境延伸成了行政环境。办报与经营成为自上而下的一种政府行为，而非市场主体的自觉活动。因此党政机关的重视和支持显得尤其重要。

一般而言，通过党政机关支持产生的订报量，占绝大多数，是订报总量的主体部分。在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对党报的发行支持情况整体较好，各党政机关积极完成发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