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道德价值与法律底线【2】

二、隐性采访中的道德困境

隐性采访常常拥有良好的道德动机，且这种动机常常成为社会宽恕采访中道德失当的理由。南都报的高考替考事件中，一个高尚的道德动机虽然从未公开宣告，但显然隐含始终：揭露高考中的黑暗，还广大考生以一个公正公平的高考环境。当社会上屡见不鲜的不公现象令人失望甚至绝望，高考被认为是能较好体现公平正义的一方净土时，对高考不公行为的揭露，无疑会成为社会各界支持卧底记者行为的最大道德理由。事实也多次证明，隐性采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拥有良好的道德动机的，以这种良好的道德动机为出发点开展的隐性采访，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彰显了社会正义，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所以，就总体而言，在我国新闻传播法尚未出台、社会相关机构执法不严不力、社会不公现象较多存在的现实社会中，笔者在总体上是支持新闻记者的隐性采访的，这对社会的激浊扬清、惩恶扬善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隐性采访永远伴随无法摆脱的道德瑕疵。如前所述，隐性采访成功实施的基本前提是隐去记者的身份，而这种隐去记者身份的行为从道德层面来看则属于一种欺骗。记者必须隐去记者的身份，让采访对象误以为记者是另一种身份的人，否则就会成为公开采访。在美国，记者在隐性采访中的欺骗分为两种情况：第一，主动欺骗：主动告诉采访对象一个非记者的虚拟身份，从而比较顺利地采获到想要的新闻素材。对此，曾在《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调查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著名记者本杰明·布拉德利对类似的做法提出批评，他认为：如果新闻媒介准备批评其他人撒谎和耍弄肮脏伎俩，记者也不应当撒谎和欺骗他人。他的这种观点符合美国记者日益诚实的报道倾向：诚实的报道不应当从不诚实的行为开始；第二，被动欺骗：记者假装只是普遍公众中的一员而非记者，但不会主动告诉采访对象一个虚假的身份。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编辑詹姆斯·斯夸尔斯认为被动欺骗“与撒谎一样具有欺骗性”，但是“如果必须欺骗，沉默不语比有意撒谎和伪造身份使人感觉舒服些”。《纽约时报》的编辑们提醒记者：“必须牢记不做任何误导他人的事。”在《华盛顿邮报》的规定中，记者假扮罪犯的行为不再被允许，但是有关被动欺骗的伦理条文却语焉不详。关于隐性采访的道德性问题，笔者曾专门求教于著名伦理学专家王小锡教授。他给出了一个相对比较方便的判断标准：一个人做了被道德认可的、可以做的事，则被认为合乎道德；一个人做了被道德不认可、不可以做的事，则为非道德。隐性采访必须包括身份欺骗，而欺骗是不被道德认可的事，若去做，则一定存在道德瑕疵。当然，欺骗的正当性常会被置于特殊状况中被质疑，例如，地下工作者被敌方抓住后要不要欺骗？但我们讨论的是常态。

南都报记者替考报道出来后，一些稍具法律修养的人开始从伦理和法律上进行质疑，但立即被诸如“侠之大者”、“别让英雄（卧底记者）流血又流泪”等论调所淹没。我相信卧底记者的动机良好：通过曝光替考黑幕，还全体考生以社会公平。但是，这样的良好动机真的会得到良好的效果吗？值得商榷。当记者理直气壮地用欺骗的手段去从事违法行业时，媒体的报道会产生这样的示范：动机良好的欺骗和违法没问题——这就是最大的问题。美国哲学家西塞拉·博克认为：“撒谎会成为一种习性，即便是一种正常理由的谎言也可能改变撒谎者日常行为的性质，诱使他在无正常理由情况下行骗……欺骗制造了一种败坏道德的气氛。”“1979年，普利策奖评奖委员会并没有将奖项授予《太阳时报》的‘幻景’系列（用隐性采访揭露政府官员贪污并产生了巨大社会反响的系列报道——作者注），接着，1982年，该委员会又筛除了另外一则隐性报道。此后，大部分报社记者开始重新考虑隐性报道的伦理问题。许多编辑决定限制记者使用欺骗手法。”[2]顺便说一句，从1978年开始，普利策新闻奖不再颁发给卧底报道。新闻媒体的公共性会暗示社会成员，从而产生不良的追逐效应。我们不希望以道德正确高尚开路，但实际效果是破坏道德健康的行为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