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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論文]環境危機的媒介呈現【2】

——以《人民日報》對於“PM2.5”的報道為例

程蕾

2015年04月01日10:5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手機看新聞

(二)相關文獻回顧

公共危機的發生伴隨著人類社會發展的始終,在新媒體時代,公共危機更是潛伏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媒體如何呈現危機表現的是媒體對於公共危機的態度,不同的媒體有著不一樣的呈現方式和表現手段,這其中就包含著媒體對自身的定位要求,也包含著媒體不同的價值觀。近幾年,國內已經開始對各類公共危機和傳媒的危機呈現進行研究。研究方向最集中在以下兩類:

一是基於傳媒在公共危機傳播中承擔的責任與功能方向的研究:宋立新、劉瑾妍的《大眾傳媒危機事件中的輿論緩釋作用——<人民日報>“三鹿事件”報道研究》[4]﹔葉柏霜的《公共危機中的大眾傳媒研究》[5]﹔梅瓊林、連水興的《公共危機中的信息傳播“失衡”現象及其應對策略——從“非典”危機到汶川大地震的考察》[6]﹔華瑩的《公共危機事件中大眾傳媒角色缺失現象研究》[7]﹔帕麗達·玉蘇甫的《淺談公共危機管理中的傳媒角色》[8]﹔劉志峰的《公共危機下媒體角色的建構與博弈》[9]﹔杜駿飛的《流言止於傳媒的公信——透析“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傳媒危機》[10]等等。

還有基於不同媒體在呈現危機時的框架分析:王培培的《微博時代“玉樹地震”公共危機事件傳播的框架分析》[11]﹔許超眾的《兩種敘事框架中的“紙箱餡包子”事件——以<中國青年報>和<南方都市報>的報道為個案》[12]﹔陳天助的《風險社會:傳媒危機報道的可行框架》[13]﹔何舟、陳先紅的《雙重話語空間:公共危機傳播中的中國官方與非官方話語互動模式研究》[14]等等。

目前,很少有人分析媒體在呈現環境危機時的媒介框架,故筆者希望借此文分析《人民日報》在呈現環境危機時所表現出來的媒介框架,以小見大,並試圖找出黨報在呈現環境危機時所具有的一些特點。

(三)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本文選取了《人民日報》作為研究對象,《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是我國的第一大報,是中國最具影響力和權威性的全國性報紙。[15]《人民日報》的任務是向全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傳遞中共中央及中國政府的方針、政策及主張。它的性質及任務決定了《人民日報》是一份嚴肅的、有極強的公信力的全國性大報。在公共危機傳播的公信力及權威性方面,《人民日報》是一份具有代表性的報紙。

本文試圖分析《人民日報》是如何呈現環境危機的、呈現出來的環境危機有什麼特點,如何通過環境危機報道建構公共危機議題的,以及媒介框架在黨報關於環境危機的報道中起到了什麼作用。故筆者採用文本分析和內容分析結合的方法,對《人民日報》關於“PM2.5”的文本進行收集整理,試圖從中把握某些規律性內容,探析文字之下的媒介框架。因論文時間限制,故筆者選取2011年9月至2013年2月這18個月的文本作為研究對象。

二、《人民日報》目標樣本分析

本文採用內容分析法對《人民日報》2011年9月至2013年2月刊登的有關“PM2.5”的報道進行取樣分析,試圖分析出《人民日報》對於環境危機報道的特點,《人民日報》又是怎樣建構“PM2.5”這個議題的。為了保証樣本的准確性和完整性,故筆者採用人工翻閱的方法獲取目標樣本。

(一)《人民日報》報道數量分析

2011年9月至2013年2月的《人民日報》中,有88篇報道涉及“PM2.5”及其相關信息。各月份具體稿件數量分布如圖一所示:

(圖一)

從圖一中我們可以看出,2011年9月至2013年2月的樣本數量分布具有以下特征:

1、從這18個月的樣本總量上看,《人民日報》關於“PM2.5”這一環境危機事件的報道總量不多,有5個月份無相關報道,隻有兩個月的報道總數超過了10篇。這裡的數據可以反映出這個環境危機議題在《人民日報》的新聞議題中並不是很重要,但這一框架會影響受眾對於“PM2.5”事件的認知和判斷。筆者認為《人民日報》這樣安排稿件,其中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

(1)《人民日報》作為中央級黨報,其嚴肅的性質和濃厚的官方背景決定了它的主要任務在於宣傳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等。《人民日報》有責任傳遞各種信息,但是以“PM2.5”為代表的環境危機並不是《人民日報》宣傳和報道的重心,《人民日報》並不需要花過多的篇幅去報道這類問題。

(2)《人民日報》作為一份有影響力的大報,既要及時報導危機,更要撫慰受眾心理,減緩危機對大眾產生的負面影響。“PM2.5”這個新詞自被人們熟識開始就帶有一定的負面色彩,而受眾又會對《人民日報》的報道給予較多的關注,在這一層面上看,《人民日報》不宜過多地報導危機,避免造成受眾恐慌。

(3)《人民日報》不僅面向全國公眾,更是世界其他國家媒體和人民關注中國的窗口,所以它對於國內發生的負面新聞會有一定的回避,這不僅僅針對“PM2.5”這一個案。

2、關於“PM2.5”的報道樣本分布不均衡,其中有三個較明顯的高峰:

(1)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在2011年11月之前,“PM2.5”對於中國公民而言還是一個相當陌生的詞匯,但是,自從發生中美雙方數據爭議事件之后,“PM2.5”開始進入公眾眼球,《人民日報》正值這個時機,對“PM2.5”及其相關信息進行報道,起到傳播知識、引導輿論的作用。

(2)2012年6月:這個月中國外交部對美國駐華大使館發布PM2.5監測數據一事採取了正面回應,《人民日報》代表政府的立場、態度,在這個時候,更應該向公民宣傳政府的決策,引導公民積極支持政府的行動,這個時期的報道更多的是代表官方“發言”,如2012年6月6日的報道《環境保護部發布<2011中國環境狀況公報>,我國環境形勢依然嚴峻“ PM2.5”監測發布全力推進》就是在向公眾傳達國家意志,宣傳政府行為。

(3)2013年1月至2月:這兩個月的報道數量佔據了樣本總量的一半以上,《人民日報》在這兩個月的集中報道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是密不可分的。2013年初,我國中東部地區爆發了大規模、長時間的霧霾天氣,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的生產生活,同時,也讓更多的中國公民意識到環境危機的嚴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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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汪倩(實習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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