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環境危機的媒介呈現【6】

（二）危機思維下的媒介框架

公共危機的發生可能會對一個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准則架構產生嚴重威脅，影響涉及公共利益和公眾心理，而且公共危機的不確定性極高，急需政府部門和社會做出有效回應，媒體向受眾呈現公共危機對於緩解公共危機帶來的危害有著很重要的作用。

2013年1月，我國中東部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霧霾天氣，影響惡劣，《人民日報》在這個時候並沒有恪守傳統思維下的媒介框架，而是主動肩負起預警危機的責任。

首先在報道數量上，我們可以通過圖一明顯地感覺到《人民日報》報道數量的顯著變化，2013年1月至2月，《人民日報》共刊登46篇稿件報道“PM2.5”所引發的環境危機，這比2012年全年的“PM2.5”報道還要多。

其次在報道版面分布上，《人民日報》對於“PM2.5”的報道不再僅限於“綠色家園”、“視點”這幾個專版，更多的報道被編輯到“要聞”版，甚至是頭版，而報道的版面分布也更加均勻，在多數版面都有涉及，這說明《人民日報》開始重視“PM2.5”這個環境危機了。《人民日報》的改變會直接影響受眾對這個環境危機議題的關注程度，直接影響受眾對於“PM2.5”的認知、態度和行為。

第三，在報道性質上，《人民日報》負面報道的數量有了顯著的提升，特別是進入到了2013年之后，《人民日報》的負面報道有了一個“井噴式”的增長。在環境危機發生之時，《人民日報》沒有選擇沉默，它選擇用一些負面報道來揭露這個環境危機的嚴重性，這些負面報道的報道類型更加豐富，一些有啟發性、有深度的報道出現在受眾眼前。

媒體不僅要做黨和政府的“喉舌”，更要成為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橋梁，成為為公眾服務的“公器”。作為“公器”，媒體就必須承擔起滿足社會民眾信息需求的責任。公共危機往往和大多數公民的切身利益相關，所以，當危機發生之時，公民對於危機的信息需求就會激增。新媒體時代，每一個人都可以是記者，在這種情況下，企圖隱瞞公共危機的想法基本上不可能成功的。如果媒體不及時地對危機進行報導，公民就有可能從其他不正當途徑獲取信息。如果信息傳播渠道不順暢，這時，新聞的替代品——謠言便產生了，謠言的傳播會使得公眾情緒走向不理智的極端，導致事件朝著不良方向發展。媒體對公共危機進行客觀及時的報道，是黨和政府處理危機的一種態度，是對受眾知情權的一種尊重與保護。

在霧霾天氣集中爆發之時，人們的生產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人民日報》必須向公眾預警危機，及時報導危機發展狀況，提出應對措施。在危機思維之下，《人民日報》不僅不能回避報道中可能存在負面基調，更要主動地向公眾傳播公共危機的危害。有些環境危機是隱形存在的，《人民日報》必須用權威的聲音向公眾告知，普及危機相關知識，幫助受眾更好地應對危機。

四、媒介框架對媒介呈現危機的影響

令超越直接經驗之上的世界看起來更為自然一些的是媒介框架。媒介框架是選擇、強調和表達的原則，由很多對存在、發生和發展的事物加以解釋的細微理論構成。在日常生活中，正如埃文·戈夫曼所詳細描述的，為了超越、控制、理解並選擇恰當的認識和行為，我們構建了現實。媒介框架，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言說和超越認知的，為新聞記者和日益依賴於新聞報道的我們建構了世界。媒介框架式認知、解釋和表達的連貫模式，是篩選、強調和排除新聞報道的過程，同時也是事件操縱者組織言論的過程，不管這種言論是動態的還是視覺的。媒介框架保証記者們能快速、常規地處理大量的信息﹔對信息進行識別，納入認知類別，然后進行包裝，更有效地呈獻給大眾。[19]

媒體呈現公共危機，正是受到媒介框架的影響，媒介框架也在各個方面發揮作用影響媒體對於公共危機的呈現。框架理論的中心問題是媒介的生產，即媒介怎樣反映現實並規范了人們對之的理解。而這牽扯兩個問題，一個是媒介在特定的框架中，展現公共危機的時候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另一個則是在特定的框架制約下，媒介是怎麼進行該領域的新聞生產的。

（一）危機呈現中的媒介角色

1、危機的預警者

任何社會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都需要對周圍的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進行監測。媒體作為信息傳播的重要手段，其功能和責任決定了為社會全體成員監測環境是媒體義不容辭的責任。正如美國著名報人李普曼所說：“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告。” [20]公共危機的潛伏期是預防危機成本最低的階段，如果此時媒體能在廣泛的信息搜集和對外界環境進行敏銳感知、深入考察的基礎上，通過報道對公共危機進行預警，引起政府和公眾的注意並採取相應措施將危機扼殺在萌芽之中，就能避免造成更大的社會損失。

2、危機媒介環境的塑造者

媒體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與“現實環境”存在一定差別的“虛擬環境”，公共危機發生之時，媒介就為公民提供有關危機的相關信息，營造出一個危機媒介環境。而人們對於公共危機的把握和認識正是基於媒體的報道和解讀，尤其是在一些專業性較強、利益關系比較復雜的危機中。例如本文提及的PM2.5環境危機，人們很難通過自身的知識和體驗實現對危機危害程度的評估，這時媒體所塑造的關於危機的虛擬環境直接影響到人們對於現實狀況的認識，以及由此產生的心理上和行為上的連鎖反應。

3、危機信息的傳遞者

在公共危機發生之時，媒介是連接政府和公眾之間的中介，其報道是各方面進行認識和溝通的橋梁，尤其當社會輿論環境紛繁復雜之時，個人與媒介的依賴關系就會更加強烈。一方面，“謠言止於媒體”，公眾需要媒體所傳遞的信息作為對公共危機認識的工具，在媒體公信力較強的時候，公眾會把媒體作為權威的信息源，用之對自己的實際體驗和其他渠道獲得的信息進行印証和解讀。另一方面，媒體的報道對於政府的政策也有著不小的影響。

4、社會關系和情緒的協調者

公共危機往往伴隨著社會關系的破裂、摩擦、矛盾升級，尤其是在一些群體性事件之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在信息堵塞的情況下，這些公共危機容易升級成更大的社會危害，並且伴隨著社會不滿情緒的積聚。媒體的公共危機傳播就是要化解社會關系中的矛盾和沖突，緩和公共危機帶來的惡劣影響。另外，人們在公共危機中產生的一些壓抑、憤懣等情緒需要宣泄，否則久而久之就會變成麻木冷漠或是偏激暴戾的“烏合之眾”，這對於社會的穩定發展是不利的。所以媒體對於公共危機的報道為公眾提供了一個宣泄情緒的出口，能夠幫助緩解矛盾、協調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