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东带领"奇葩说"团队辞职再创业：我不是奇葩

　　《奇葩说》中既能说荤段子又能把广告说得天衣无缝、“臭美”割眼袋、辞职，马东可以算是近期最热的传媒人。2013年，马东从央视辞职出任爱奇艺首席内容官，他推出的《奇葩说》不但将导师组合“马晓康”（马东、高晓松、蔡康永）打造成“无颜值男神”，更把选手组合“马肖湉”（马薇薇、肖骁、范湉湉）捧为“亚洲撕X天团”，而节目讨论的话题也经常占据各种热搜榜前列。在《奇葩说》做得风生水起之时，马东选择离开爱奇艺带着《奇葩说》团队一起创业，在他看来，自己对于创作的兴趣要大于做管理，“我自己作为一个一流的创作者办个公司，用二流的管理水平去管理大概就够了。”

　　除了辞职创业，马东在搜索榜上最热的话题就是“割眼袋”，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马东笑言，割眼袋和理发是一样的，“这是多大点事啊！”

　　论辞职 再创业

　　既然做不好管理不如安心去创作

　　新京报：这次辞职和你从央视辞职时心态上有什么不一样？

　　马东：本质上没有不一样，是被命运和时机选择的。我在央视辞职的时候就觉得我在系统内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比如你爬一座山，过了半山腰，看见顶峰也过了云彩，你选择继续往上爬会越来越难，也会越来越慢。还有个选择就是旁边还有座山，跟这个一样高甚至更高，你没去过。我的性格就一定会去爬另外那座山。

　　新京报：两次都是你觉得继续向前的空间有限了，所以才走的？

　　马东：不是。都是有更好玩的事情在吸引着我，就是好奇。

　　我原来一直说是好奇心在驱动，但是最近好奇心这个词被我好多前同事们都在用，弄得我都不好意思说这词了。

　　新京报：那这一次的好奇心来源于什么？

　　马东：是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我在爱奇艺大部分时间在做管理，少部分时间在做创作。现在换一种方式，和这帮妖孽（注：《奇葩说》团体）每天在一起，大部分时间在做创作，小部分时间在做管理，也许会蛮好玩的。我使大劲大概能成为一个二流的管理者，但我也许不用费太大的劲，就可以成为一个一流的创作者，况且它又是我的兴趣，两相权衡，我觉得做一个一流的创作者，办个公司，用二流的管理水平去管理大概就够了。

　　论节目 《奇葩说》

　　谁吃饭没事会聊 老大爷摔倒要不要扶

　　新京报：《奇葩说》一直是很放松、欢乐的，不知道这节目有没有让你觉得特痛苦的时候？

　　马东：没有，好节目没有一个是痛苦着做出来的，录像时都像过节似的，因为只有心态好节目才会好。这节目录像时间很短，剪出来不到三小时的内容，我们三个半小时就录完了，基本就是还原现场真实的状态和流畅性。

　　新京报：大家都称你为“既能讲荤段子，又有文化的完美结合体”。

　　马东：以我的人生经验来说，夸你的成长速度越快，消失得也越快，所以不用太在意，过两天就没人聊这事了。

　　新京报：节目里有些辩题还是挺有意思的，也能引起大家的讨论，这些题目当时确定的时候你有没有参与？

　　马东：节目组负责征集和提炼到底有哪些题目可以讨论，但是有些题目我会回避。

　　新京报：什么样的题目会被回避？

　　马东：“上车要不要给大妈让座”“老大爷摔倒在路边要不要扶”等，这些话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是假贴近，它看起来好像是贴近了你的生活，其实你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每天都能碰见碰瓷的，你也没有那么好的机会每天都能扶老大爷过马路。它只不过是大家关注的热点，而我们想要的话题是你能不能把自己带进去。“你碰到傻X领导要不要告诉他”，这种每个人都会碰到的，我的部下尤其碰到的多。“你朋友的老公出轨了，你看见了要不要告诉她”，这是每个人都会带进去的话题，我们希望还原的是大家在生活中聊天的那些话题，谁朋友们吃饭的时候会讨论老大爷要不要扶。

　　新京报：但是现在也有人觉得节目话题比较窄，都更偏向于情感类的。

　　马东：因为朋友们吃饭的时候，这一类话题其实是讨论最多的，所以它的比例和生活里差不太多。

　　论工作 说话

　　对我而言用语言思考比想容易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算是奇葩吗？

　　马东：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在我的标准里，我不是。年纪阅历决定了你会对生活妥协，奇葩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不太妥协，这也是由年纪决定的，所以年轻人奇葩多。况且我的工作需要我带团队，带团队要的是包容性，而不是自己多奇葩。

　　新京报：你对年轻人有一些比较看重的品质吗？

　　马东：聪明。这是我第一看重的品质，真正聪明的人不会太坏，他的情商和智商都会很高。有人可能说他必须是个好人，这是所谓的道德评价，但是道德观这个事经常变，以前这样做的人是好人，现在这样做的人也许就没那么好了。所以既然道德观本身是漂移的概念，我觉得就不要用道德去绑架别人。你要是能运气好，碰到的是聪明人，就很好了。

　　新京报：但道德感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像聪明这种大都是要天赋的，那一部分没有与生俱来的聪明的人要怎么办？

　　马东：去做适合自己的事情，双商都是形容词，是一种刻度而已，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据说孩子其实是有7到8种倾向的，有的人更适合做这个，有的人更适合做那个，做家长的就是要尽快发现孩子适合做什么。

　　新京报：你是在多大的时候发现自己适合做什么的呢？

　　马东：我是在20多岁的时候，发现自己适合说话。我用语言组织的思考比坐在那里想要清楚，所以你们来采访我我从来不做准备。团队要求我和每拨人说的要不一样，我说我会努力。不是我多牛逼，能说不同的样子，而是说这是思维的乐趣。我做过十几年的主持人，中间至少有10年做的是访谈节目，全是文化界的大腕，都是坐对面俩小时把一辈子讲一遍。所以我会根据你问我的方式态度的不同，去讲不同的感受和经历，我通过这个来思考。说话对我来说，是一件善于做而且容易做的事。

　　父辈的旗帜

　　也曾“优越”，现在觉得可笑

　　新京报：之前你有说过父亲希望你做一个普通的人，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有什么特质是被压抑的吗？

　　马东：还好，基本没有特别被压制也没被特别鼓励。我不是一个自信心特别强的人，我觉得这一点遗传自父亲。但是略带点自卑感的人，从性格来看不是什么坏事。

　　新京报：我们想象中艺术家的后代从小应该会有优越感？

　　马东：不是艺术家的后代有优越感，其实还是所谓的社会阶层。不管是从财富角度还是别的，但是最终都可以用财富去衡量，会有一些优越感。我小时候应该也有，后来大了就觉得很可笑，就没有了。

　　新京报：你曾说你最看重角色自由，但很多人还是羡慕时间自由、财务自由。

　　马东：时间自由我这辈子不想，什么叫时间自由？就是每天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想干吗干吗？我觉得那个日子简直太煎熬了。我从央视辞职后在家打了8个月的高尔夫，每天早晨6点起床，7点开球，打了几个月，说实话，那玩意跟锄地没有太大区别。有人说是绿色鸦片，一旦打上就不会放弃。这都什么啊，没意思！

　　“马晓康”之绝

　　康永同理心强，晓松才气惊人

　　新京报：第三季“马晓康”就要合体了，你和高晓松、蔡康永的友谊是怎么形成的？

　　马东：和晓松认识得早一些，《汉字英雄》的时候请他来当过嘉宾。其实《汉字英雄》我就试图请康永，但是康永没有在内地上电视的先例。他俩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眼见开阔，生活阅历丰富，内心是松弛的，对世界的宽容度极大，博闻强识。康永在写作、晓松在叙述方面绝对有天赋过人之处。不同之处，康永更加温暖细腻，同理心强，晓松惊才绝艳，他的知识储备和阅读速度绝对是过人的，而且是惊人的，都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所以他俩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人中龙凤。

　　新京报：第三季请高晓松回来，你做了什么工作？

　　马东：就喝了顿大酒，喝了我一瓶30年的红酒，他很帮我，所以我和他说我要创业，你要帮帮我。其实他做阿里音乐，再加上《晓松奇谈》之外，并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做别的节目。第一，他可能是觉得该帮帮我。第二，可能是觉得这个节目他不讨厌，也不用提前准备，他也愿意去享受那种临场随机的反应，调动自己的荷尔蒙去击倒对手时的快感，大家都很享受。

　　眼袋这事儿

　　纯粹割给别人看的，我又看不见

　　新京报：你割眼袋是什么初衷？

　　马东：我在爱奇艺工作这几年，确实老了好多，眼袋暴大。春节前，我去了一个朋友哪儿，他是整容医生，他说，“你这眼袋迟早要弄，你现在不弄以后也得弄，与其以后弄，不如现在弄，所以现在就弄了吧。”然后把我摁在那就弄了。

　　弄完后我就乌眼青似的，还戴着墨镜，碰见牟頔（《奇葩说》制片人），她说你咋了，我说我割了眼袋，她说你有病吧，我说是啊。她问这能不能在节目里说出来，我说无所谓。我真的无所谓，赵忠祥老师割眼袋大概在20年前，那时候可是件大事，那时看电视都是“嘘，千万不能说，我们家是广电系统的，我们知道，他割眼袋了。”现在割眼袋能是多大的事啊，和理发一样。

　　新京报：割完有感觉变好吗？

　　马东：我没有，这纯粹是割给别人看的，我又看不见。

　　朋友说

　　蔡康永：马东是我的灵魂伴侣——就是马东死了之后，我才能跟他变成灵魂伴侣！因为他能够证明，不用靠脸跟身体，也能受到欢迎。

　　郭德纲：如果马东当年说相声，一定饿死！我们两人关系与众不同，我叫他师哥，因为马季先生是我的师伯。他那一年到了爱奇艺，给我打了电话，“兄弟我到爱奇艺了，以后有事一起做！”我带着德云社400多号儿说相声的等啊盼啊，结果900多天过去了，他走了。

　　金星：参加节目《奇葩说》我收获巨大，我重新认识了马东先生。央视人才济济，但在这么多人才中，（能够）华丽转身，最准确、最标准、最有范儿的还是马东。采写/首席记者 刘玮 实习生 吴奇函 摄影/记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