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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论文]环境危机的媒介呈现【2】

——以《人民日报》对于“PM2.5”的报道为例

程蕾

2015年04月01日10:5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手机看新闻

(二)相关文献回顾

公共危机的发生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在新媒体时代,公共危机更是潜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媒体如何呈现危机表现的是媒体对于公共危机的态度,不同的媒体有着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和表现手段,这其中就包含着媒体对自身的定位要求,也包含着媒体不同的价值观。近几年,国内已经开始对各类公共危机和传媒的危机呈现进行研究。研究方向最集中在以下两类:

一是基于传媒在公共危机传播中承担的责任与功能方向的研究:宋立新、刘瑾妍的《大众传媒危机事件中的舆论缓释作用——<人民日报>“三鹿事件”报道研究》[4];叶柏霜的《公共危机中的大众传媒研究》[5];梅琼林、连水兴的《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失衡”现象及其应对策略——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大地震的考察》[6];华莹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大众传媒角色缺失现象研究》[7];帕丽达·玉苏甫的《浅谈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传媒角色》[8];刘志峰的《公共危机下媒体角色的建构与博弈》[9];杜骏飞的《流言止于传媒的公信——透析“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传媒危机》[10]等等。

还有基于不同媒体在呈现危机时的框架分析:王培培的《微博时代“玉树地震”公共危机事件传播的框架分析》[11];许超众的《两种叙事框架中的“纸箱馅包子”事件——以<中国青年报>和<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为个案》[12];陈天助的《风险社会:传媒危机报道的可行框架》[13];何舟、陈先红的《双重话语空间: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中国官方与非官方话语互动模式研究》[14]等等。

目前,很少有人分析媒体在呈现环境危机时的媒介框架,故笔者希望借此文分析《人民日报》在呈现环境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媒介框架,以小见大,并试图找出党报在呈现环境危机时所具有的一些特点。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了《人民日报》作为研究对象,《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是我国的第一大报,是中国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全国性报纸。[15]《人民日报》的任务是向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传递中共中央及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及主张。它的性质及任务决定了《人民日报》是一份严肃的、有极强的公信力的全国性大报。在公共危机传播的公信力及权威性方面,《人民日报》是一份具有代表性的报纸。

本文试图分析《人民日报》是如何呈现环境危机的、呈现出来的环境危机有什么特点,如何通过环境危机报道建构公共危机议题的,以及媒介框架在党报关于环境危机的报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故笔者采用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结合的方法,对《人民日报》关于“PM2.5”的文本进行收集整理,试图从中把握某些规律性内容,探析文字之下的媒介框架。因论文时间限制,故笔者选取2011年9月至2013年2月这18个月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

二、《人民日报》目标样本分析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人民日报》2011年9月至2013年2月刊登的有关“PM2.5”的报道进行取样分析,试图分析出《人民日报》对于环境危机报道的特点,《人民日报》又是怎样建构“PM2.5”这个议题的。为了保证样本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故笔者采用人工翻阅的方法获取目标样本。

(一)《人民日报》报道数量分析

2011年9月至2013年2月的《人民日报》中,有88篇报道涉及“PM2.5”及其相关信息。各月份具体稿件数量分布如图一所示:

(图一)

从图一中我们可以看出,2011年9月至2013年2月的样本数量分布具有以下特征:

1、从这18个月的样本总量上看,《人民日报》关于“PM2.5”这一环境危机事件的报道总量不多,有5个月份无相关报道,只有两个月的报道总数超过了10篇。这里的数据可以反映出这个环境危机议题在《人民日报》的新闻议题中并不是很重要,但这一框架会影响受众对于“PM2.5”事件的认知和判断。笔者认为《人民日报》这样安排稿件,其中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

(1)《人民日报》作为中央级党报,其严肃的性质和浓厚的官方背景决定了它的主要任务在于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等。《人民日报》有责任传递各种信息,但是以“PM2.5”为代表的环境危机并不是《人民日报》宣传和报道的重心,《人民日报》并不需要花过多的篇幅去报道这类问题。

(2)《人民日报》作为一份有影响力的大报,既要及时报导危机,更要抚慰受众心理,减缓危机对大众产生的负面影响。“PM2.5”这个新词自被人们熟识开始就带有一定的负面色彩,而受众又会对《人民日报》的报道给予较多的关注,在这一层面上看,《人民日报》不宜过多地报导危机,避免造成受众恐慌。

(3)《人民日报》不仅面向全国公众,更是世界其他国家媒体和人民关注中国的窗口,所以它对于国内发生的负面新闻会有一定的回避,这不仅仅针对“PM2.5”这一个案。

2、关于“PM2.5”的报道样本分布不均衡,其中有三个较明显的高峰:

(1)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在2011年11月之前,“PM2.5”对于中国公民而言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词汇,但是,自从发生中美双方数据争议事件之后,“PM2.5”开始进入公众眼球,《人民日报》正值这个时机,对“PM2.5”及其相关信息进行报道,起到传播知识、引导舆论的作用。

(2)2012年6月:这个月中国外交部对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PM2.5监测数据一事采取了正面回应,《人民日报》代表政府的立场、态度,在这个时候,更应该向公民宣传政府的决策,引导公民积极支持政府的行动,这个时期的报道更多的是代表官方“发言”,如2012年6月6日的报道《环境保护部发布<2011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我国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PM2.5”监测发布全力推进》就是在向公众传达国家意志,宣传政府行为。

(3)2013年1月至2月:这两个月的报道数量占据了样本总量的一半以上,《人民日报》在这两个月的集中报道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2013年初,我国中东部地区爆发了大规模、长时间的雾霾天气,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同时,也让更多的中国公民意识到环境危机的严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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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汪倩(实习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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