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环境危机的媒介呈现【6】

（二）危机思维下的媒介框架

公共危机的发生可能会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影响涉及公共利益和公众心理，而且公共危机的不确定性极高，急需政府部门和社会做出有效回应，媒体向受众呈现公共危机对于缓解公共危机带来的危害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2013年1月，我国中东部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雾霾天气，影响恶劣，《人民日报》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恪守传统思维下的媒介框架，而是主动肩负起预警危机的责任。

首先在报道数量上，我们可以通过图一明显地感觉到《人民日报》报道数量的显著变化，2013年1月至2月，《人民日报》共刊登46篇稿件报道“PM2.5”所引发的环境危机，这比2012年全年的“PM2.5”报道还要多。

其次在报道版面分布上，《人民日报》对于“PM2.5”的报道不再仅限于“绿色家园”、“视点”这几个专版，更多的报道被编辑到“要闻”版，甚至是头版，而报道的版面分布也更加均匀，在多数版面都有涉及，这说明《人民日报》开始重视“PM2.5”这个环境危机了。《人民日报》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受众对这个环境危机议题的关注程度，直接影响受众对于“PM2.5”的认知、态度和行为。

第三，在报道性质上，《人民日报》负面报道的数量有了显著的提升，特别是进入到了2013年之后，《人民日报》的负面报道有了一个“井喷式”的增长。在环境危机发生之时，《人民日报》没有选择沉默，它选择用一些负面报道来揭露这个环境危机的严重性，这些负面报道的报道类型更加丰富，一些有启发性、有深度的报道出现在受众眼前。

媒体不仅要做党和政府的“喉舌”，更要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桥梁，成为为公众服务的“公器”。作为“公器”，媒体就必须承担起满足社会民众信息需求的责任。公共危机往往和大多数公民的切身利益相关，所以，当危机发生之时，公民对于危机的信息需求就会激增。新媒体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记者，在这种情况下，企图隐瞒公共危机的想法基本上不可能成功的。如果媒体不及时地对危机进行报导，公民就有可能从其他不正当途径获取信息。如果信息传播渠道不顺畅，这时，新闻的替代品——谣言便产生了，谣言的传播会使得公众情绪走向不理智的极端，导致事件朝着不良方向发展。媒体对公共危机进行客观及时的报道，是党和政府处理危机的一种态度，是对受众知情权的一种尊重与保护。

在雾霾天气集中爆发之时，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人民日报》必须向公众预警危机，及时报导危机发展状况，提出应对措施。在危机思维之下，《人民日报》不仅不能回避报道中可能存在负面基调，更要主动地向公众传播公共危机的危害。有些环境危机是隐形存在的，《人民日报》必须用权威的声音向公众告知，普及危机相关知识，帮助受众更好地应对危机。

四、媒介框架对媒介呈现危机的影响

令超越直接经验之上的世界看起来更为自然一些的是媒介框架。媒介框架是选择、强调和表达的原则，由很多对存在、发生和发展的事物加以解释的细微理论构成。在日常生活中，正如埃文·戈夫曼所详细描述的，为了超越、控制、理解并选择恰当的认识和行为，我们构建了现实。媒介框架，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言说和超越认知的，为新闻记者和日益依赖于新闻报道的我们建构了世界。媒介框架式认知、解释和表达的连贯模式，是筛选、强调和排除新闻报道的过程，同时也是事件操纵者组织言论的过程，不管这种言论是动态的还是视觉的。媒介框架保证记者们能快速、常规地处理大量的信息；对信息进行识别，纳入认知类别，然后进行包装，更有效地呈献给大众。[19]

媒体呈现公共危机，正是受到媒介框架的影响，媒介框架也在各个方面发挥作用影响媒体对于公共危机的呈现。框架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媒介的生产，即媒介怎样反映现实并规范了人们对之的理解。而这牵扯两个问题，一个是媒介在特定的框架中，展现公共危机的时候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另一个则是在特定的框架制约下，媒介是怎么进行该领域的新闻生产的。

（一）危机呈现中的媒介角色

1、危机的预警者

任何社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对周围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进行监测。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手段，其功能和责任决定了为社会全体成员监测环境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正如美国著名报人李普曼所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20]公共危机的潜伏期是预防危机成本最低的阶段，如果此时媒体能在广泛的信息搜集和对外界环境进行敏锐感知、深入考察的基础上，通过报道对公共危机进行预警，引起政府和公众的注意并采取相应措施将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就能避免造成更大的社会损失。

2、危机媒介环境的塑造者

媒体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与“现实环境”存在一定差别的“虚拟环境”，公共危机发生之时，媒介就为公民提供有关危机的相关信息，营造出一个危机媒介环境。而人们对于公共危机的把握和认识正是基于媒体的报道和解读，尤其是在一些专业性较强、利益关系比较复杂的危机中。例如本文提及的PM2.5环境危机，人们很难通过自身的知识和体验实现对危机危害程度的评估，这时媒体所塑造的关于危机的虚拟环境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于现实状况的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上和行为上的连锁反应。

3、危机信息的传递者

在公共危机发生之时，媒介是连接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中介，其报道是各方面进行认识和沟通的桥梁，尤其当社会舆论环境纷繁复杂之时，个人与媒介的依赖关系就会更加强烈。一方面，“谣言止于媒体”，公众需要媒体所传递的信息作为对公共危机认识的工具，在媒体公信力较强的时候，公众会把媒体作为权威的信息源，用之对自己的实际体验和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进行印证和解读。另一方面，媒体的报道对于政府的政策也有着不小的影响。

4、社会关系和情绪的协调者

公共危机往往伴随着社会关系的破裂、摩擦、矛盾升级，尤其是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信息堵塞的情况下，这些公共危机容易升级成更大的社会危害，并且伴随着社会不满情绪的积聚。媒体的公共危机传播就是要化解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缓和公共危机带来的恶劣影响。另外，人们在公共危机中产生的一些压抑、愤懑等情绪需要宣泄，否则久而久之就会变成麻木冷漠或是偏激暴戾的“乌合之众”，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是不利的。所以媒体对于公共危机的报道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宣泄情绪的出口，能够帮助缓解矛盾、协调环境。